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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專題 神學與文學 彭仲怡: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中的「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
彭仲怡: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中的「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 PDF 列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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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26 五月 2011 10:52

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中的「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彭仲怡

 

 

閱讀資料

(1) 李楓。《詩人的神學︰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頁21-86

(20 劉小楓。詩化哲學德國浪漫美學傳統》。再版。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 1-27184-212

 

閱讀主旨: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中的「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

在歷史長河,慕然回首,在歐洲浪漫主義思潮的激盪中,發現有一群聖哲先賢早已將神學與詩學結合,也將哲學與詩學共融;從而搭建出「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這股思潮竟如斯激昂!如斯壯麗!所以,選取了這兩本既相似又相異的書作,作為一個初步的探索。

李楓在詩人的神學︰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思想第一章第一節藉著探究「柯勒律治浪漫主義神學的思想文化背景」,道出了「歐洲浪漫主義神學思潮的興起及發展」,第二節則梳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與浪漫主義神學的關聯」;第三節介紹既是「詩人」又是「神學家」的「湖畔詩人」及其作品的宗教意趣及神學蘊涵。
而劉小楓在詩化哲學的「緒論」中也勾畫了「德國浪漫思潮的興起」,在第四章「新浪漫詩群的崛起、冥思和呼喚」,舖陳出當代詩哲,在深切體會到時代愁緒之後所進行的形而上學的反思,包括「知者無知」、「詩人何爲」、「冥思死亡」及「呼喚的靈性」;描述詩哲將「哲學進入了詩,詩成了哲學」的理念。

一、歐洲浪漫思潮的興起

劉小楓認為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潮的產生,都具有社會史和思想史的根源;浪漫思潮的產生,簡單說來,就是歐洲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的產物;劉氏並指出十八世紀那些浪漫思潮的先驅者們,對當時社會懷有深切的憂慮;如盧梭(Rousseau)說:「科學與文明不會給人類帶來幸福,只會帶來災難!」席勒(Schiller)看到工業文明把人束縛在整體中的「孤零零的斷片上」,機器的輪盤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諧及想像的激情;費希特(Fichte)覺得自己簡直無法在這樣的世界裡安置自己的靈魂;都顯示出詩哲對工業文明作憂慮的反思和批判(劉小楓,頁1-2) ;而李楓指出歐洲「浪漫主義」思潮是產生於人們對啟蒙運動所建立的「理性王國」的失望,對法國大革命的「主權在民」的口號幻滅之時(李楓,頁22-23 )

李楓指出歐洲浪漫主義的思想起源及表述方式,可追溯至古羅馬、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傳統,其作品多以中世紀勇猛多情的騎士們,充滿浪漫傳奇為主題的故事和史詩(李楓,頁24);這些特色,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在初英國文壇被稱為「湖畔詩人」的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騷塞(Robert Southey)的創作中得到極為典型的體現;因為浪漫主義詩人,追求的是「以歷史為視域、以審美為標準、以詩化語言為表述、以感悟人生終極意義為目的」 的神學之思 (李楓,頁45-46)

在論到「神學」與「文學」的關係中,李楓指出從神學發展的歷史來看,神學本來就與文學有著一種互動,乃至相輔相成的關係;首先是因為神學與文學都需要依靠「象徵」與「想像」來追求或表達「無限」與「完美」;其次,從「語言」 與「思維」的關係分析,文學之所以與神學糾纏不清,因為「文學語言」正是為了表達思想與情感而產生;而以抽象的「神學思維」則需要借助文學的形象思維與語言而進人類的精神領域;所以,浪漫主義時代的作家認為,「文學與神學原本就是一體」,離開神學就談不上對文學的理解 (李楓,頁56-57)
看來著重表述主觀理想,主張抒發個人感情,偏愛歌頌大自然的「浪漫主義」,是產生於人人高舉理性,熱衷創造財富,城市變為工廠森林的時空;這是引致詩哲心靈掙扎的原因,也是開發詩哲創作靈感的泉源。

二、詩化神學

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充滿宗教及神學旨趣,所以,筆者稱之為「詩化神學」

李楓列舉出華茲華斯在其《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1815)所撰寫的〈序言〉中說:「宗教與詩的關係密不可分,『宗教』可以用信仰來彌補理性的不足;理性的指令則需要『詩』的情感力量的支撐。」來闡釋「詩與神」的關係如同人的「精神與肉身」(李楓,頁50);又提出柯勒律治所說的「詩歌是傳達神性啟示的管道之一」;及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所言的「詩歌從那永恆之地將光芒和火種傳送到人間」,「詩人是揭開面紗的啟示者,是使不斷擦去蒙在人們心頭的塵土」;甚至說「耶穌基督就是詩人」,因為「他以單純簡練的方式傳達有關人類和基督宗教的、神性的、永恆的真理,使之成為詩歌中的哲理,藝術品裏的智慧」;諾瓦里茲(Novalis)亦說:「詩人與牧師最初的職能是一致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有所區別」(李楓,頁50-51)

李楓再列出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對「詩人是神的旨意的傳達者」的觀念所做過的闡釋,施萊格爾認為我們看不見「神」,但「神性」卻無處不在;詩人的任務是以「神」所期待的方式思考和創造,並將其所思所想傳達給人類;為此,李楓綜合指出,詩人們都認為上帝通過「自然」與「藝術」這兩種「語言」和「生活」與俗世中的人類溝通,因此「上帝指定藝術家為其代言人」(李楓,頁54)看來這些見解使當時的浪漫主義詩哲都抱著偉大的使命感。

李楓指出「湖畔詩人」屬於英國消極浪漫主義思潮,其詩作有三大特點,一是「自然之崇拜」,乃由於人類對大自然的依賴及眷戀,並由於英國工業化社會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壓力,人們由此而渴求返璞歸真,回歸自然;詩人將自然與神性相連,並不斷賦予嶄新的意義,這主題已成為浪漫主義美學的一個核心概念;二是「注重想像力」,這類作品特別注重想像和激情,並以基督教的靈性與象徵為資源,成為一種神學特色的話語;三是「渴慕無限美」,即是一種響往超越世俗的生命之美的追求,體現出詩人的宗教意趣及神學情懷(李楓,頁68-75)

李楓認為「湖畔詩人」把握著三個浪漫美學傳統,一是人生與詩的「合一論」;二是精神生活應以人的情感為出發點;三是追求人與大自然的神秘契合(李楓,頁79);並指出「湖畔詩人」的作品既表達了靈性,亦充滿了人性,它是神學,也是人道的、人本的,有著深深的人文關懷(李楓,頁86)

括言之,詩與詩人是神人的「中介」,而「詩人」與「神學家」的身份是並行不悖的,更應「合體」;詩作不只是文學作品,並且是精神生活的國度。

三、詩化哲學

劉小楓指出浪漫派詩哲的詩作充滿哲理沉思,包括感性生命的歸依、生活世界的價值和意義、及人與技術普遍分裂等問題(劉小楓,頁185)因為人類歷史已出現的「二律背反」的現象,就是人類必然要借助於科學技術的手段來提高的生存能力;科學技術雖然將人建立起來,但也反過來侵蝕著人性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這一「二律背反」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更見加劇;就如當今世界一方面是計算機、空調臥室及豪華轎車,另一方面是戰爭、吸毒及自殺;劉氏並指出近代以來,「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都拚命為自然知識尋找理性的根據;唯理主義強調定知識的標準是「理性」;而「經驗主義」儘管強調沒有經驗就不能獲得知識;而人生問題、價值論,卻被排除在其論域之外了;於是,浪漫思潮在歷史的沉淪中,應運而生了(劉小楓,頁4-5)

劉小楓亦指出,整個西歐在第一次大戰前後都處於這種孤獨、憂鬱、悲觀、傷感的情緒之中,這時,詩哲們肩負著時代的痛苦,默默地努力摸索通向神聖世界的方向;他們把詩不只看為一種藝術作品,並且看為解決人生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重要依據(劉小楓,頁184-5)

劉小楓認為「浪漫哲學」堅持反對以「認識論」排除「人生論」和「價值論」的立場,一再證明純粹知性的不足;後來的浪漫哲學,十分強調「愛」的作用;因在這無限的虛無中,只有愛,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據;那些所謂的「哲學論證」或許可以把人引向知識,卻不能引向愛;針對整個生活世界中出現的輕狂和功利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類靈性的喪失,因此,「愛」成為浪漫哲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出發點。(劉小楓,頁7-8)

在探討「詩化哲學」對時代迴響的主題上,劉小楓首先提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知者無知」;因為「人類雖然獲得及擁有了數千年的文化知識,但實際上卻仍然是一無所知。」人們已知道了許多的科學知識,當今世界已經出現了數不盡的學問;開不完的學術會議,寫不完的學術論文,但少有人知道,有誰在這世界上的某處無端端地哭、無端端地笑、無端端地走、無端端地死;「一個不知道、不瞭解自己的靈魂的人,再有多少外在的知識,也是枉然」(劉小楓,頁186-90)里爾克指出人類是「無知的知者」,實在值得我們反思

在面對人類的困境,荷爾德林不禁發出「詩人何爲」的感嘆;海德格爾則道:「貧困時代的真正的詩人之本質就在於,在貧困的時代中,詩的活動在他身上成為詩的追問,他必須把自己『詩化』為詩的本質;只有詩性才適合於這個年邁已衰的世界的命運」(劉小楓,頁193-6)這些道出了詩哲在孤單中尋索著詩人安身立命之處。

劉小楓觀察到新浪漫派詩人喜歡吟詠「死亡」;作為詩化哲學的浪漫美學,最終要解決的是有限與無限的問題,所以,對死亡的思考在浪漫美學一直處於極為明顯的位置。劉小楓強調浪漫美學所談的死,並不是要人真的就去毀滅自身,而是對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識,對感性存在的有限性的領會,使人們去關切自身的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他們對死的意義的反思的目的,在於讓處於西方物質社會中「沉淪於麻木,麻木於沉淪」的人有所醒覺(劉小楓,頁198-202)

劉氏認為「呼喚的靈性」是浪漫美學中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浪漫派詩人目睹現實世界的衰敗之後,認為至關重要的是拯救人的內心;「詩化的生活世界,必須以詩化的內心世界爲先決條件;貧乏的內心,必然造成貧乏的生活世界」;所以,早期浪漫派詩哲諾瓦利斯提出「走向內心」,里爾克亦提出轉身返回到「世界的內在空間」;因為「不管外部多麽廣闊,所有恆星間的距離也無法與我們的內在的深層維度相比擬,這種深不可測甚至連宇宙的廣博性也難以與之匹敵」;而「世界內在空間」,就是充滿靈性的內心世界,充滿豐富的感受性的內在領域,它超逾了以計算來衡量的時間和空間,擺脫了一切外在的界定,因而是人的真正的留居之所,是真正的世界性的定在。在這裏,一切屬人的東西才得到保護。那是一個充滿愛、充滿溫柔的情感、充滿理解的世界;在這裏,佔統治地位的,不是邏輯與理性,而是「靈性」(劉小楓,頁207-10) 所以,詩哲們努力都地向世人發出靈性的呼喚,以踐行詩化哲學的使命。

 

四、閱後感

綜合兩書的編章,可見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並不是醞釀於一個什麼詩情畫意的浪漫環境,反之,是一個心靈貧乏的黑暗世代,又正因此而激發起人類追求光與擁抱理想的心懷。我們也可見「詩化神學」與「詩化哲學」的詩哲們,對於寫詩都抱有召命與異象; 他們不只洞悉人生的問題,也勇於向世人發出呼聲;所以,其詩作皆富於感情,又具提升精神境界的力量;而他們的詩作背後的哲學思辨,及哲學思辨背後的所包含的詩意;都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索。

值得反省的是,我們會以文學批判的角度來詮釋聖經,反之,卻很少發掘文學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更少以基督宗教信仰的使命來寫作;誠然,十八至十九世紀盛行於歐洲浪漫主義神學與文學思潮,為我們留下寶貴的遺產,有待我們發掘,也有待我們去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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