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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專題 生態神學 洪志娟: 閱讀報告 其他神學資源對生態課題的討論
洪志娟: 閱讀報告 其他神學資源對生態課題的討論 PDF 列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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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19 十二月 2013 10:23

閱讀報告 其他神學資源對生態課題的討論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洪志娟

閱讀資料

Heinrich Bedford-Strohm, “Tilling and Caring for the Earth: Public Theology and Ec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1(2007), 230-248.

Willis Jenkins, “Biodiversity & Salvation: Thomistic Roots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 Journal of Religion 83(2003)3, 401-420.

Jan Deckers, “Christianity and Ecological Ethic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cess Thought and a Panexperientalist Critique of Strong Anthropocentrism”, Ecotheology 9(2004)3, 359-387.

 

閱讀報告

基督教群體對生態課題的關注及討論,始於中世紀歷史學家Lynn White1967年發表名為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的文章,內容指出基督教主張的人類中心說 (anthropocentric) ,並人對受造物有管理權的思想,是構成令日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1]面對這個指控,不同的基督教群體也紛紛為此作出辯護及反思,亦自此牽起了一系列對此課題的討論。於福音派的群體中,Davies分析了19701994年間出版的二十本系統神學著作,承認福音派神學家於解釋創造論時,往住只偏重於宇宙的來源,卻忽略了對人與受造萬物正確關係的陳述,也未有將基督的工作與之結合。[2]Erickson也指出一切的受造之物並非單為人的益處而存在,反之人是受造萬物的管家而已,他們的福祉乃是人的責任。[3]近年福音派的學者,也有從心態及實踐的角度來探討這個課題:Holt提倡從屬靈操練的向度,對內較正與受造萬物的關係、對外反映於應有的生活方式上;[4]Greenway提倡人類要如上帝愛萬物般,以愛治理受造萬物,存信心及盼望等候彌賽亞太平國度的實現;[5] Randolph則提醒教會要為自己未盡好管理大地的管家職份而悔改,致力建設可持續發展社會,並向世界提供一個跟世俗以消費主義掛帥截然不同的幸福生活的遠象。[6]除了上福音派學者們的見解,也有好些其他神學資源對生態課題提出討論;以下將詳細介紹其中三個。

首先介紹的,是 Bedford-Strohm提出的公共神學進路:[7]作者指出公共神學並不單孕育於神學思想及專門學科的範疇,還包括政治及倫理矛盾下之實際經歷 。但現況就是,很多政治議題均涉及倫理取向,而世俗的詞彙卻往住未能作適切的表達,而公共神學正好填補這個空隙:一方面以聖經為基礎的神學資源為公共議題提供靈性及倫理上的指引,另一方面以哲學為基礎的公開論述向所有人證明意見之合理性。而將公共神學應用於生態課題上,作者列出了六項反思的因素:﹝一﹞同理因素 對涉及的人提供的選擇;﹝二﹞可持續因素 對可持續發展造成之影響;﹝三﹞時間因素 目前需要與可持續將來之取捨;﹝四﹞價值因素 人與自然環境的相對重要性;﹝五﹞想像力因素 是否有創新的另類選擇;﹝六﹞討論因素 讓不同意見的人有足夠的交流及討論。至於如何平衡這六項因素作出最終決定,就取決於採用那個人與自然界關係的模式。第一個模式是功利主義的人類中心說 (utilitarian anthropocentrism) ,認為自然界是為人類的需要而服務,可持續發展也著重以滿足人將來的需要為中心,即以經濟重於自然環境。第二個為自然中心說 (nature-center approach) ,認為人與自然界沒有等級上的分別,但作者認為這無助於提供任何優先次序以解決人與自然界的矛盾。第三個,即作者支持的,是以責任為本的人類中心說 (anthropocentrism of responsibility) ,認為人在創造中被賦予特別的位置,卻同時人與自然界的關係要服於自限的倫理規範之下,而人與自然界兩者的衝突是必然的,要到終末才能止息,但人的責任是要透過護理自然界而令這衝突減至最低;這模式一方面為認同自然界要受到保護,但另一方面仍容許僅慎及有限度地對損害自然界,以滿足更高道德價值之人類需要。

接著介紹的,是Jenkins重尋在亞奎那 (Thomas Aquinas) 神學中的環境倫理﹝亞奎那的神學被公認為支持人類中心説及以人類為首的自然級別﹞:[8]作者指出亞奎那支持人的終極完善就是萬物的終極完善,人本質上對認知的追求指向受造物的多樣但和諧共存所締造的神聖完善,即認識上帝就能認識萬物與生俱來的價值。而人對自然界真實的認知,是要藉著認識上帝 擁有上帝的眼光及智慧,才能完全;即是說,上帝將萬物作為禮物,但人要在恩典中才能以上帝的眼光去接受,並察覺萬物都參與其本身在上帝裡的完善工程。唯有這樣,人類才能欣賞萬物的多樣式,並悉察萬物都在展現上帝的恩典。從另一角度,上帝藉生態的多樣性向人啟示祂自己,人對受造物越多的發現,就令人越發懂得讚美上帝;相反,若生態環境遭受破壞,人得著上帝也受到虧損。為此,人不單要盡上護理世界的責任,更要以招聚一切受造物歸回愛他們的主為召命 將萬物以感恩為祭獻予上帝 管家職份的實踐。作者指出亞奎那提倡的管家職份是以公平為基礎的,在生態的實踐上,是讓受造物同樣享有參與上帝美好計劃的權利,然而在生態系統中,不同的物種處身不同的層次而需從屬於架構之下,整體要服於宇宙的好處,最終要服於上帝。因此,人在創造秩序中授予管家職份,是要作為中介人調解各物種,同享上帝的供應,使其得以保存,進入至終的完善。作者認為造成今日的生態危機,正是亞奎那認為人因犯罪墮落,以己意管轄,未能好好將上帝愛的供應輸送給受造物。因此,亞奎那主張的,是比「可持續發展」要求更高的「救世的發展」(salvific development) 。總括來說,作者分析亞奎那的神學是人要為自己的益處使自然界完善,但需藉著敬拜中認識上帝,並明白宇宙萬物都要進入完善之中;因此既是以人類為中心 (anthropocentric),又是以神為中心 (theocentric) 及以生態為中心 (ecocentric),三者和諧並存。

最後介紹的,是Deckers以哲學為進路的討論:[9]面對強調人類中心說的指控,作者認為大部份神學家多著眼於重新定義人類角色,如提倡人類作管家、作僕人的職份;或是強調以神為中心;然而,這些均未能完全拆解強的人類中心說。反之,作者提出了泛經驗論 (panexperimentalism) 的進路。泛經驗論的精髓在於它跟二元論 (dualism) 同樣能將頭腦 (mind) 與腦袋 (brain) 分別,但又無需作任何本質不同的假設;它也跟唯物主義 (materialism) 同樣強調一種的物質,但又無需假設腦袋物質中完全沒有頭腦的成份。有別於Birch & Cobb提倡的處理哲學 (process thought) 以經驗的豐富程度或發展空間來決定不同受造物的價值及優先次序,作者提出了泛經驗論來建構弱的人類中心倫理 (weak anthropocentric ethics) ,認為以不同經驗發展空間來定義道德價值,只適用於不同物種之間,而非同一物種下之不同成員。倫理是為了保障每一現存個體可發展其豐富經驗的空間,抉擇也只於面對道德矛盾時才行使,以最大化萬物的和諧程度為目的。最後,作者認為西方的神學一向強調神的全權全知,阻礙了發展泛經驗論的進路來討論生態課題;而且,重新定義人類角色的進路,只會令人類以外的自然界淪為被動的產品,而非主動的生產者。因此,作者認為神學要繞過本體論,擁抱泛經驗論,才能建構弱的人類中心說。

上述三份資料,相同之處是摒棄極端的人類中心說,但對處理生態課題的進路卻 十分不同。當然,如 Jenkins 以系統神學進路,澄清神學觀點,對基督徒來說都是必須的,因這關乎信徒及教會如何有理論基礎地定位自己的立場。除了如 Jenkins 從創造論及救恩論來探討,終末論都是在生態神學上必要討論的範疇,因生態課題影響著人類在地球生活的未來,基督徒如何理解終末及其與現世的關係,就可為未來建構一個合乎真理的理想藍圖,亦能有計劃及目標地調整今日的生活方式。然而,生態課題是關乎全人類的,需要集體的關注、認同及努力實踐才能取得成果;因此,能與非基督教群體對話及合作,並能在公共議題上發揮影響力,也是基督教生態神學需要發展的方向。對於 Deckers 所提出的泛經驗論方案,雖然繞過人類中心說的問題,並立足在哲學的平台上,應可較容易與非基督教群體對話,但是泛經驗論於應用上是有一定的困難,如何按不同物種的經驗發展空間來衡量其道德價值,實難建立一套全面及客觀的標準。筆者較認同 Bedford-Strohm 提出公共神學的進路,因為生態課題本身就是倫理課題,需要很多處境性的討論,也涉及不少的學術研究與數據,而公共神學正好結合了神學及專門知識,一方面,神學可作為倫理的原則及理論的依據,使討論不至流於主觀及過於處境化;另一方面,專門知識可加強對相關的學術資料及研究的整理與掌握,有助對處境及可行方案作更具體的分析,也提供與非基督徒群體及公眾對話的空間及平台;結合兩者,就能更全面地回應生態課題,討論成果也更具影響力及實踐性。此外,神學家與基督徒的專才,可共同參與建構公共神學,使神學不至流於在象牙塔內做學問,成為可實踐及可影響世界的資源;基督徒的專才也可更具體地以其專業事奉神,使工作更具備明確的方向及使命感。以公共神學進路發展生態神學,更是一個公開的見證,透過與非基督徒的專才及公眾的對話與交流,幫助人從上帝的價值觀認識上帝自己,讓人更明白上帝愛世人、愛世界、萬物和諧共處、彼此以公平相待的心懷。

 



[1]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with discussion of St. Francis; reprint, 1967]. pp. 211-218, in: Ecology and Religion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320pp.

(accessed 23 Jan 2012).

[2] John Jefferson Davies, “Ecological ‘Blind Spot’ in the Structure & Content of Recent Evangelical Systematic Theologies”,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3(2000)2, 285.

[3] Milard J.Erickson, “An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Ecology”, Evangelical Mind & Heart. Perspectives on Theological & Practical Issue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93), 61.

[4] Sally Smith Holt, “Practicing Spiritual Disciplines in Relationship to Creator”, Review & Expositor 102(2005), 41-43.

[5] William Greenway, “To Love as God Loves: The Spirit of Dominion”, Review & Expositor 108(2011)1, 34.

[6] Richard O. Randolph, “Christian Prophetic Leadership for the Environment”, Review & Expositor 108(2011)1, 87

[7] Heinrich Bedford-Strohm, “Tilling and Caring for the Earth: Public Theology and Ec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1(2007), 230-248.

[8] Willis Jenkins, “Biodiversity & Salvation: Thomistic Roots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 Journal of Religion 83(2003)3, 401-420.

[9] Jan Deckers, “Christianity and Ecological Ethic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cess Thought and a Panexperientalist Critique of Strong Anthropocentrism”, Ecotheology 9(2004)3, 35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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