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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昂:閱讀報告-「德行倫理」與「參與社會行動」 PDF 列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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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18 十月 2014 16:59

閱讀報告-「德行倫理」與「參與社會行動」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黃志昂

D. M. Yeager, “H. Richard Niebuhr’s Christ and Cultur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ological Ethics, ed. Gilbert Meilaender & William Werpehowski (Oxford: OUP, 2005), 466-486.

David Haddorff, Christian Ethics as Witness. Barth’s Ethics for a World at Risk (Eugene,Oregon: Cascade Books, 2010), 94-124.

Glen H. Stassen & David P. Gushee, Kingdom Ethics: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Academic, 2003), 17-78.

Harry J. Huebn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thics. History, Movements, People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7-275, 345-360, 377-395, 573-627.

內容

巴特以基督徒見證作為倫理。他認為倫理與教義是不能分開的。假如倫理與基督教啟示和宣講分開,成為獨立學科,倫理便會被其他不同的思想或信念影響,而變得莫衷一是。巴特的神學倫理是透過神聖命令把倫理與神和揀選的教義連結。

在納粹統治時期,巴特發覺國家主義思想在教會漫延,政府敗壞並控制教會,他主張繼續神學研究才能帶出當時的問題。當時納粹政權和德國信徒對種族、國家和土地抱持錯誤的神學,巴特認為只有神話語的神學(theolgoy of the Word)才能挑戰他們錯誤神學背後的意識型態。因為神話語的神學獨立於意識形態,亦能夠審視所有意識形態。(Haddorff, 99高舉神話語和福音的神學才能作政治上的抗衡,這神學促使巴特草擬巴門宣言。宣言的信念之一是教會應聽命神的話語耶穌,其他人或政權的言論不能作為神的啟示。

對巴特來說,基督徒見證是一個任務,是藉著人的說話提醒其他人關於神的掌管、恩典和審判。Haddorff, 103)他認為基督徒不是以宗教和道德的美德去作見證,而是只有藉神的恩典。這恩典給人盼望和相信神已作工並在將來繼續不斷地作工。

作見證似乎不見得與倫理行動有關,更被指是主張基督教退出社會。但實情是德國普遍教會已與民族主義融合,非常世俗化,信徒已忘記為神作見證。教會變成了無神的教會。所以,見證神的作為,巴特認為高舉神的話語而反對政權的說話作為啟示,都是基督徒的倫理行動

二戰時,巴特的倫理顯示基督徒如何作見證,就是拒絕權力,為別人、教會和世界的好處作正面負責任的行動。

潘霍華認為神不單是超越的神,亦是與人同在、內蘊的神。因為人在神同在之下生活,與神建立關係,所以完全的人性透過基督成為可能。

潘霍華相信我們的所是與所為一致,才能有正確的基督教倫理。這需要從神在基督裡去理解。啟示出現在信仰群體,不單是人認識神和世界,亦是人在基督裡明白自己的所是和所為。人在教會(基督的身體)看自己,就是看見真我和應當作的。(Huebner, 266

潘霍華主張倫理不是源自理論或準則,而是基督耶穌。所以他的和平主義思想不是指「接受非暴力作為任何情況下絕對的原則」,而是本著「基督的和平」在場回應邪惡和不義。

潘霍華的倫理思想在二戰時期更加清晰。他主張以基督和教會作為基礎,信徒要負責任地生活。「故意地容讓惡發生」與「以惡制惡」,潘霍華認為兩者皆錯。而他的良知叫他忠於基督去選擇後者,而不是忠於教條式的教導。他不尋求合理化暗殺的行為,因為不可能被合理化的,他只盼望從神而來的恩典。潘霍華認為「甚麼也不做」跟「使用暴力」是同樣的嚴重過錯。(Huebner, 274

潘霍華表現出作為基督徒不是徒有宗教行為,而是在世界中參與基督的受苦。(Huebner, 275

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提倡的基督教倫理稱為基督教現實主義。基督教現實主義是基於人的本性和社會改變的可能性,不誇大人的潛在的可能性,也不淡化罪和惡的影響力。(Huebner, 345)因為基督教倫理應該是務實、具體的,而不是像登山寶訓般理想化。理想的是不可能,可能的是不理想。他的最大關注點是如何使社會更公義,公義是他的核心。

對雷茵霍爾德來說,和平主義是自由神學的一種表達。和平主義者主張愛能勝惡,他認為愛仇敵並期望愛帶來和平是不可行的,只有公義才能夠。

雷茵霍爾德認為倫理決定神學,神學為倫理服務。神學的價值是回應不公義的工具。他認為信仰是生活,而不是一套思想系統。

罪是雷茵霍爾德的倫理中突出的主題。自由主義最根本的思想是罪,因它企圖過一個理想化的生活。基督徒模仿耶穌的生活亦等同罪,因為人不能作基督。可以看到,雷茵霍爾德認為耶穌只是救主,不是信徒的模範。

二戰時期,雷茵霍爾德主張參戰,以兩惡取其輕的原則,他認為希特勒造成的危害比參戰更甚,不向希特勒宣戰就是忽視公義。

理查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對基督教倫理的進路,與他哥哥或當時美國主流的思想不同。最大分別是他主張神是參與世界(包括戰爭、政治或社會事情)。

他認為信仰、歷史理論和倫理是互相連繫。基督教歷史理論是指歷史本身是沒有意義,而創造和復活的事件才為歷史帶來意義。(Yeager, 469這歷史理論影響著倫理的思考,認為義務論或目的論的模式都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所以理查發展一個責任模式。就是不再問「應該做甚麼或應追求甚麼目標」,而是問「神正在做甚麼?人如何回應?」

這責任理論有四個重點:第一是回應,甚麼是適合的回應。第二是理解,在理解情況之下回應,不是盲目作反應。第三是承擔責任,一個回應是連串回應之一,新狀況因回應而產生,所以需要對回應負責任。第四是社會團結,回應的向度是製造社會團結。可見社會性思維在理查的倫理中有著重要的位置。

馬丁路德金從雷茵霍爾德的著作明白自由主義對現實的限制,但他沒有跟隨雷茵霍爾德的路線,反而認為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激烈言論是政治上恰當的。(Huebner, 390

金同意公民抗命:對不公義制度的抵抗不單是容許,更是道德責任。但他不是無政府主義。他相信政府是需要向神負責,被召以公義管治。否則,公民應停止遵從不義的命令。

金認同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他發現甘地(非基督徒)的思想與聖經的教導「不要與惡人作對」(太五39)不謀而合。金看到甘地把這真理的力量不斷地實踐。甘地和耶穌同樣提出了一個社會改變的方案,是建立在受苦和忍耐之上。金認為基督徒爭取公義,非暴力、直接行動和激進的抗爭是必要的,特別是在不公義的制度下。

金不認同雷茵霍爾德所說愛的力量是有限,因為耶穌的愛能戰勝邪惡。他不是對人的罪性抱樂觀態度,而是因基督所作的而抱有希望。

尤達的《耶穌政治》可以說改變了倫理的方向,從雷茵霍爾德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到尤達主張的非暴力和平主義。他的思想影響了很多近代的基督教倫理學家。

尤達不同意二十世紀初主流的倫理思想。這思想認為耶穌的教導是非常激進、現實不能實踐。而且,耶穌沒有參與任何政治。但他認為根據聖經,耶穌是信徒在社會政治倫理上的楷模。

從路加福音中,尤達看到耶穌面對魔鬼四個試探、在加利利會堂宣告祂的傳道事工(路四18-19餵飽五千人、做門徒的代價、受難和升天等等的經文,都證明耶穌是所有人類、社會和政治關係中一切新的可能性之肩負者。尤達看到耶穌事工的核心是非暴力,十架是耶穌政治的中心。而舊約的許多敘事,見到爭戰的是耶和華,「唯靠神的靈方能成事」的主題相當突出。

有認為尤達的和平主義不切實際。尤達的回應是,基督徒不必負起使世界正確地運作的責任。基督徒的責任應該是為基督忠心地作見證。

麥乾頓批評現實主義沒有公益的倫理,沒有提及日常生活的美德,視神在歷史背後而沒有在歷史中安慰人。

他相信人的信念(即是他的神學)模造人的生命和品格。信念與原則不同,後者是經過反省思考的結果,前者可能不是有意識地形成。品格倫理必要有信念,這信念在基督徒品格方面便是我們對神的信心。

品格倫理著重在群體中的品格,是新約倫理的最佳理解,新約許多經文是關於人在基督裡的本性。他肯定敘事倫理。

麥乾頓的和平主義思想,受尤達影響很大,使他的和平主義有神學的基礎。他的系統神學著作以倫理作為第一冊,顯示他拒絕沿用啟蒙時期的知識論。

基督徒如何忠心地生活?因為實踐就是人與人合作的活動,並與品德有關,所以道德生活應該採取敘事的形式。這亦是基督徒的道德生活離不開基督教道德群體(教會)的原因。而麥乾頓認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宣告基督得勝並勝過在位和掌權的。(Huebner, 603-604

候活士以敘事、群體生活、品格塑造的主題作為基督教倫理。他認為作一個基督徒就是作一個對神開放的人。基督徒的生命是關於他們如何生活、如何敬拜、他們信甚麼和他們的信仰如何塑造他們。

候活士認為基督教倫理不是首先處理「應該」與「不應該」,而是幫助信徒正確地展望這個世界。基督教倫理是由一個特別的敘事所形成。(Huebner, 624他主張倫理首要關心人的所是過於所為。

教會對候活士的倫理是重要的,非暴力是教會的特徵。教會本質是一個神聖的國度、分別為聖的身體。其首要任務就是在社會上 「成為教會」。候活士認為教會的特徵是寬恕、十架和復活。學習成為被寬恕的人,才能學會活在信任之下;十架的子民是放下所有權力,在「失控」中生活,只任憑神掌管;復活的特徵是相信愛的轉化力量。

相似之處

德行倫理和社會行動兩方基本上同是支持和平主義。德行倫理的一方較貫徹非暴力和平主義。尤達看到耶穌事工的核心是非暴力,十架是耶穌政治的中心。而舊約的許多敘事,見到爭戰的是耶和華,「唯靠神的靈方能成事」的主題相當突出。候活士認為教會的特徵之一「復活」是相信愛的轉化力量,不需使用暴力。

社會行動一方在必要時,仍會使用暴力或抗爭,以求更高的善。二戰時期,雷茵霍爾德主張參戰,以兩惡取其輕的原則,他認為希特勒造成的危害比參戰更甚,不向希特勒宣戰就是忽視公義。金同意公民抗命:對不公義制度的抵抗不單是容許,更是道德責任。潘霍華的和平主義思想不是指「接受非暴力作為任何情況下絕對的原則」,而是本著「基督的和平」在場回應邪惡和不義。

不同之處

「倫理是人的所為還是所是」的問題。德行倫理一方主張倫理是人的所是,因為第一現在的道德普遍衰落;第二規則已不足以應付全球化的倫理問題,品格倫理把焦點由規則和行為轉移到人和處境;第三現代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倫理理論缺乏群體的影響,只看理性和非人性的責任。麥乾頓認為品格倫理是新約倫理的最佳理解,新約許多經文是關於人在基督裡的本性。候活士認為十架的子民是放下所有權力,在「失控」中生活,只任憑神掌管。基督徒的生命是關於他們如何生活、如何敬拜、他們信甚麼和他們的信仰如何塑造他們。

而社會行動一方主張倫理是人的所為。巴特認為信徒要站出來為主作見證,提醒其他人關於神的掌管、恩典和審判。基督徒不是以宗教和道德的美德去作見證,而是只有藉神的恩典。這恩典給人盼望和相信神已作工並在將來繼續不斷地作工。潘霍華認為「甚麼也不做」跟「使用暴力」是同樣的嚴重過錯。「故意地容讓惡發生」是錯的。雷茵霍爾德認為和平主義者主張愛能勝惡,他認為愛仇敵並期望愛帶來和平是不可行的,只有公義才能夠。理查主張神是參與世界,應尋求神正在做甚麼和人如何回應。金認為基督徒爭取公義,非暴力、直接行動和激進的抗爭合是必要的,特別是在不公義的制度下。

評論

筆者認為雙方的理據都有聖經中包含的理念或耶穌的教導,但限於筆者未能看過全部以上提及的神學家著作,只能就所看文章的介紹和看過的著作評論他們的聖經基礎。筆者認為尤達的《耶穌政治》論點較具釋經基礎,努力從經文找支持點。參考的經文亦很廣,從舊約到新約的福音書和保羅著作。而雷茵霍爾德的論點較缺嚴謹的釋經,甚至以現實的處境和觀察去否定耶穌的教導。他是反對自由主義,但可能是缺乏釋經的關係使他的思想有些與自由主義貼近,例如現實主義中差不多找不到神的位置,以及主張「信仰是生活,而不是一套思想系統」。另一方面,他思想的核心「公義」和「人的敗壞」是很符合聖經的。

對於德行倫理,如果認為群體塑造個人倫理,現象是沒有錯。但要看群體的傳統或所認同的倫理是甚麼,這會造成倫理相對化。就是不同群體會有不同的倫理,甚至是對立的。只有這群體是伏在神的主權、聖經的權威之下,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才能為倫理定位。

對於社會行動,筆者認為教會要非常小心處理。社會行動本身是政治行動,行動便會有政治取態。在大是大非、有社會共識的事情上,基督徒走出來作光作鹽,當然是美事。但在有爭議性的事情上,堂會或宗派之間未有共識之下,而以教會名義作社會行動、政治表態,容易造成信徒之間的爭論和分裂。

兩方面的倫理理據,縱使有些是對立的(例如基督徒不是以宗教和道德的美德去作見證,愛的力量能否勝惡),筆者認為絕大部分是合理的。因為他們的倫理思想是建立在當時當地的處境,筆者同意倫理不是一套永恆不變的原則。社會行動一方,他們是處於二戰時期,面對德國納粹和日本向鄰國的侵略,很難開口說:「基督徒不必負起使世界正確地運作的責任,基督徒的責任應該是為基督忠心地作見證。」或者「十架的子民是放下所有權力,在『失控』中生活,只任憑神掌管。」他們以社會行動去回應。筆者認為就如以斯帖,在危難中,運用神所賜的身分,恰當地回應和行動。

德行倫理一方的神學家是在二戰後,較為和平的年代,美國仍有參與一些國外地區的戰爭。他們見到戰爭的禍害、道德的普遍衰落,不再為戰爭合理化為正義之戰。

筆者認為兩方面的倫理不是非此即彼,兩方面對基督徒同樣重要。以最近香港同性戀平權運動為例,教會一方面有智慧地以社會行動表明反對「反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立法,同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信徒品格,尊重和接納罪人,保持聖潔,遠離婚外性行為,有勇氣行在真理中。

主張倫理不是一套原則,表明很多處境中選擇的行動是不能被簡單歸納成原則。現實事情是存著太多考慮因素或處於多變的情景,使原則不適用,有人會提出更高的命令。可以想像,複雜的處境下,會有「更更高」的命令不斷出現。煩瑣的細則變成律法主義。 另一方面,無可否認,原則是讓人易於跟從,亦是共同認同的客觀標準,所以基本的原則是必須的,例如十誡、大誡命。否則,只會是各人任意而行。筆者認為基本原則是必需的倫理基礎,而個別複雜的處境中,信徒要按情況和良知權衡輕重,負責任地作倫理選擇。

在兩難的處境之下,筆者認為潘霍華的提議很有啟發,他基於良知,負責任地選擇行動。對未能兼顧的方面,向神認罪,亦向神求恩典。人是有限,不能兩全其美,亦不知那個選擇得出的結果是最好,把結果交託給神,基於良知,負責任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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