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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萍:所抗何命? - 基督徒應否參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PDF 列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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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09 七月 2013 10:48

所抗何命? - 基督徒應否參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王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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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在2017年實行香港特首普選。普選的辦法是: 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會員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員,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

特首候選人的準入「門坎」引發了香港社會關於「真假」普選的爭議,於是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立場的人士在隔空試招。一時說普選「提名權」及「選舉權」應分兩部份; 一時又說有「預選」及「篩選」;又或拋出「底線」方案但又最終撤回,令人質疑中央會否落實「真」普選。

2.    背景

2.1    2013116,本身是基督徒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教授在《信報》發表了一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文章,引發起城中社會熱烈的討論。文中戴教授提到真普選幾近無望,於是倡議港人以「佔領中環」(簡稱“佔中”)此運動來爭取2017年有真正的特首普選。目標是「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

戴教授並且呼籲「平時不屬激進的政治領袖、前任官員、宗教領袖」都來參加。他期望能藉此運動召集一萬名香港公民以和平與非暴力手段來“逼使中央作出讓步”,作為與中央談判的“籌碼”。因此,戴教授表達港人若不採取“激進”的行動,甚至以身試法,港人無法爭取到真正的普選目標。

有關行動包括四步曲: (1)簽約誓約; (2) 商討日; (3)公民授權;(4)公民抗命。

2.2    126日戴教授在D100《恩典時刻》節目中表示「公民抗命」的關鍵在於能否感召群眾有同一樣的訴求。他指「佔中」這最壞的一步不只是跟中央博奕; 也是跟所有香港人博奕,測試”香港人對民主訴求有多強烈? 戴同時指現今香港的教會對政治及社會公義的關注都不足,因此他對宗教領袖參與「佔中」運動沒多大期望。他鼓勵基督徒應多思考「行公義」怎樣在社會中實踐。[2] 他認為「佔中」的最佳時機是明年71 日。

2.3    2013327,戴氏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學者陳健民教授與朱耀明牧師於九龍佑寧堂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表示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目標是爭取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整個運動的成敗取決於公民的醒覺。三個基本信念是: (1)香港選舉制度切須符合國際標準; (2)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的選舉制度; (3)堅持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

2.4    朱牧師強調他們是以“禱告的心”並接受“上主的引導”來進行這行動。他們是懷著“信仰的感召”來推動「佔中」。言下之意即他們是次的行動有 “奉主命”而行之的神諭? 這引發筆者同是基督徒信仰上的反思 戴朱氏發起的口號「公民抗命 - 佔中」運動果真合乎聖經的教義嗎?

3.    公民抗命

3.1   公民抗命的定義

何謂「公民抗命」?以近代的人權概念而言,是指人民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對當政者行使的「反抗權」。在西方,當年北美的13個殖民地和印度的人民都處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受到殘酷的剝削與迫害,連起碼的「生存權」都受到威脅,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認為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憲法,更「不能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羅氏指出,公民抗命有以下三大基礎:

1.   公民抗命應只限於回應嚴重違反“平等自由原則”(principle of equal liberty)及“機會平等原則”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的情況,例如某些“特定”的少數人士被剝奪投票權或不能出任公職,又或不能擁有財產及不能自由遷徙。

2.   「公民抗命」應只是反對“一件”明顯及嚴重不公義事件的最後方法,且只可在向當權者(political majority) “上訴無效”,和使用“各樣合法手段“亦無助時方可使用。

3.    「公民抗命」需訴諸“社會公義”。它產生於民主國家,市民認識並接受憲法的合法性。而憲法的理想應是公義的,抗命行為的目的是要令法律或政府政策改變。

概而言之,一個社會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只有當法律和社會上普遍認同的道德公義有抵觸時,公民才可抗命。[3]

政治學家貝鐸(Hugo Adam Bedan)將公民抗命定義為以公開、非暴力、謹慎而有良知的刻意違法行為,來推動政府改變法律或政策的政治行為。[4]

3.2 公民抗命的特性

總的來說,公民抗命具有以下的特性:-

(1)   是一種抗爭的方法;

(2)  採取和平而非暴力的手段;

(3)          行動本身是以“違法”的方法去抗衡一些合乎法律,但不合乎法則及良心的法律;

(4)   是一種發乎良心的行動,以抗衡及突出法例、政策中不合理的地方,以期喚醒人性中的良知而引起公眾及輿論的關注和支持;

(5)   是一種經過理性思考和分析後的行動而不是一種“衝動”的行動;

(6)  行動是有違現時法律之中的框架,但亦願此接受懲罰的代價。[5]

公民抗命的實質是以“違法”的行為來達到要求。然而,公民一旦“違法”來要求權利時,公民就將面臨承受被法律制裁的後果。如果行為“過激”時,公民就變成為「暴民」,結果是法制會被公民摧毀,這是公民抗命的代價。

本專文會集中討論基督徒應否參與戴耀廷教授發起的「公民抗命」 -「佔中」運動?

4.    問題一: 戴耀廷教授可否用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來合理化

他的「佔中」運動?

4.1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

戴教授聲稱他的「公民抗命」主要是參考出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

當馬丁路德金爭取『黑人平權運動』時,他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 「不公義的法律,就等於沒有法律」。儘管在美國《獨立宣言》宣稱: 「凡人皆生而平等自由」,林肯總統已解放黑奴,但伯明罕市的黑人還依然活在種族隔離的極度受歧視不平等的政策下。馬氏遂訴諸「公民抗命」以博愛與非暴力的和平抗議手段來喚醒美國人的良知、爭取有色人種應有的權利。馬丁路德金認為一切種族隔離法都不公正,因種族隔離扭曲靈魂,損害人格,帶給被隔離者虛假的自卑感。同時,馬氏認為所有非暴力爭鬥,都應包括4個步驟: (1) 收集情況以判斷是否存有不公正; (2) 談判; (3) 自我淨化; (4)最後才直接行動。馬丁路德金認為公正的法律是有道德性的,他的論點如下:-

1. 一個公正的法律是符合道德法則和上帝法則的法規; [6]

2. 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是公正的,任何貶低人格的法律是不公正的;[7]

3.  隔離在道德上也是錯誤和有罪的。隔離把人降低到物的地位。因隔離用「我-它」關係取代「我-你」關係。[8]

根據馬丁路德金的獄中之信,他號召人拒絕遵守隔離法,因為這些法令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不公正的法律是強加於少數人的法規,如隔離法剥奪阿拉巴馬州黑人的投票權。

根據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觀,這帶來倫理道德上值得思考的三大課題:-

(1)  法律的道德性與公正;

(2)  人的良知;

(3)  人天賦的自由權利。

4.2 耀廷的「公民抗命: 用愛與和平及非暴力式佔領中環

戴教授指他所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來爭取真普選主要是參考馬丁路德金在其《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所提的公民抗命模式。「和平佔中」包含了幾個重要的相關元素,那就是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如馬丁路德金所言,公民抗命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喚醒人們去看到法律或社會制度上的不公義。當人覺醒到制度上的不公義如何損害到每一個人的尊嚴及違背個人及社會的長遠利益時,他們就會採取各種方法包括了各種各樣的非暴力行動,去促使法律或制度改革,使它變得更合乎公義。因此,戴教授指出他所提的「公民抗命」是基於一個“公義的訴求”而作出有限度的違法行為; 參與者會承擔罪責; 為的是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其中最重要是為“公義”目的去做。[9] 他主要的理據為:-

(i) 普選制度存在不公義的等級之分: 歧視、壓迫?

戴教授解釋現行的選舉制度有等級之分,基督徒有特權選基督教選委,不是被壓迫的一群。但其他人沒有特權,這就是歧視,不公義的法律。言下之意,戴教授認為如果法律沒有賦予所有合資格的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樣的法律就不是公義的。此構成歧視及壓迫,因它剥奪了人的投票權。

筆者非常欣賞戴教授愛香港的心,關注人權,為香港普羅大眾市民爭取投票權。但筆者的回答是: 美國總統、副總統也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選舉(即「普選」)產生。以技術來說,選民投票選的是「選舉人」,然後由選舉人按照各州普選舉結果,投票選出總統、副總統。同理,按《基本法》的規定,此不構成歧視、壓逼。戴教授以此作為「公民抗命」的理據不成立。(以下再詳細的分析)

(ii) 社會制度、法律“不好”

戴教授在接受《恩典時刻》節目中被問及身為大學法律系教授明知「佔中」為違法行為,為何還發言鼓動群眾集體違法? 更有人質疑他為何不選擇與中央先談判就選擇「公民抗命」。戴回答「公民抗命」是要透過非暴力行動,製造社會張力,迫使社會面對現實,最終希望得到“對等”的談判。而且「佔中」行動只會是當中央沒有誠意落實真「普選」時才作。戴教授並指法治非只是法律,法治的目的是為實踐「公義」。如社會制度、法律不好,就可用“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去實踐更高的法治要求。這與“他”對法治的理解並無不符。

根據戴教授的言論,他發起的「佔中」運動不是針對“現行”法律或社會制度的“不法”或“不公義”。他所謂的“不好”/“不公義”的法律/法制就是當中央在明年還沒有兌現他早時提出及要求在2017普選行政長官時(a)不設立篩選機制; (b)普選需符合國際標準; (c)普選需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的選舉制度。同時戴教授明確的表示他提出的「佔中」目的只為要感召香港人團結起來形成為一股力量,讓北京看到港人對普選的堅持,“讓他有籌碼與中央談判”。

但令筆者深感疑惑不明的是戴教授為何不願先尋求談判解決(馬丁路德金也是在談判無望後才採公民抗命的手段)及不願透露他建議的“真”普選方案呢? 如這純粹是他的策略,他的言行合乎法理道德乎? 於法,《基本法》並沒有規定普選特首需符合國際標準。《基本法》只承諾透過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沒承諾一人一票普選選委。於理,戴不事先說清楚或具體陳明他的“真”普選方案建議,卻要求中央按他的心意而行是合乎道德的行為嗎? 又假若中央未能在明年71日前拋出“合乎”戴教授心意中的真普選草案就是“不義”嗎?

 

接着要問的是如中央所提的普選方案是按《基本法》本子行事,合乎《基本法》的規定,只是步伐緩慢,不符戴氏所倡議的普選要求,那戴氏所推的「佔中」運動可否被視為是抗衡一些合乎法律(《基本法》),但又不合乎法則及良心的法律? 答案很明顯是“否”。因《基本法》不是一般的法律,是香港最高的法律,具有等同「憲法」的地位。因此,除非戴教授能舉證中央拍版的特首普選方案不符《基本法》,不合理不合乎良心”或“不義的法律/政策,否則戴氏的「佔中」運動不符「公民抗命」的特性 (groundless) [會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

 

這又引伸出另一個問題: 如中央在明年71日前(戴的「佔中」期限)尚未落實普選特首的草案,那戴教授發起的「佔中」運動又可否仍被視為「公民抗命」的行為理由亦非常顯淺, - 筆者要問的是戴教授所抗的是: 那條不義之法”或“不公之政策”? 不能落實戴指的“真”普選就可定為“不義”/“不法”之法嗎? 筆者認為戴教授的「公民抗命」理據薄弱,他倡議的「佔中」運動只可被視為是一項爭取政治權利的「民權運動」,還未構成可實踐「公民抗命」的基礎。筆者同意有學者的評論,認為「民主的精義是不要犯法,以及有優良共識 不能為了實現自己的民主就去犯法,最後的結果並不民主。除非政府已腐朽到不堪,壓逼人民,如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出賣民族,否則市民不應以身試法聲討政府 府都未去到獨裁、希特拉或蘇聯時代 [10] 事實是戴教授指責的港府充其量只能被評為“管治不力或管治無方, 仍不算是”的政府。相反,筆者認為無論是按法理或道德倫理的層面,戴教授的「佔中運動」都有違上述3.2 所列「公民抗命」的條件和特性。未談判先企圖發難,又不列明他提的真普選方案,就不應隨便發動人“上街集體犯法。但更令筆者膽心的是,戴教授的言論明確傳達他“蓄意教唆”他人違法的思想; 配合他提議的破壞社會秩序及堵塞中環交通通道的構思 - 「癱瘓中環」、「癱瘓警署」、「核爆香港」,都很明確地突顯他不法的動機,即有為」的犯罪動機。從信仰角度看,這違犯了聖經有關對罪的教導,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純潔[11]

 

4.3       比較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與戴耀廷的「公民抗命」

雖然戴教授聲稱他的「公民抗命」出自馬丁路德金,以「愛」和「非暴力」來行使「公民抗命」,但筆者認為戴教授只抄襲了馬丁路德金「公民抗命」的口號及形式(form),而忽略固中的精髓 (spirit), 特別是他的「非暴力精神」倫理學。以下是筆者簡撮比對倆者間一些的差異:-

入物

手段

人的良知

公民抗命行動

目的

馬丁路德金

用愛、和平、非暴力式爭取

黑人不以暴力以惡報惡

: 黑人擺乘白人經營的公共汽車公司

廢除種族隔離法、不公義的法律、爭取有色人(黑人)權利。

戴耀廷

用愛、和平、非暴力式爭取

香港人的良知

(醒覺法律/法制的不公義)

起來與戴一齊「癱瘓中環」、「癱瘓警署」、「核爆香港」

1. 爭取普選投票權;

2. 成為戴與北京談判爭取普選權的籌碼。

4.4   馬丁路德金對『非暴力精神』的理解

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精神是立足在「愛」的價值上。他認為以暴易暴是一種悖論,因為暴力本身就是一種邪惡。非暴力不等於對邪惡人物不加抵抗。相反,非暴力精神是一種積極精神,是一種抵抗邪惡的行動和手段。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精神的神學基礎是基於上帝是一位有人格的神。在這位人格神底下,人格性質是屬於終極的真實(ultimate reality),是了解人性、入的尊嚴與價值的竅門。因此,他認為任何對人性的壓逼和歧視都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壓逼與歧視不但損害被壓逼者的人格,同時也損害壓逼者的人格。因為在壓逼別人的時候,他們也損害了自己愛的能力。鑑於此,馬丁路德金認為惟有『愛』才是有人格的神和有格的人之間應有的人倫關係。愛是一種能力,它能挽回實踐者的人格,給予他一種「新」的自我尊重。它的目標不是要一個有人格的去消滅另一個有人格的人,而是要擊敗邪惡。在實踐上,馬丁路德金認為當黑人面對白人壓逼時,非暴力的含意就是白入的壓逼和暴力,並不能阻止黑人去愛他們。非暴力的最終目標是要挑動敵人/對頭的良知以致和好終成事實。在此,讓我們看見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精神含有與基督受苦及救贖性的性質。雖然實踐非暴力精神給馬丁路德金帶來苦楚,但因他有終極的盼望,確信整個宇宙都處在一個愛的深層目標的掌管之中,即上帝在掌管一切,他經歷到神的真實,成為轉化他沮喪變為希望的心情。憑着愛、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使命感,使他與基督的受苦與死連結在一起。雖然他至終仍死在憎惡他白人的手下,但他成功了控制黑人的暴力傾向,不以惡還惡,反以善勝惡,體現了希伯來書十二4所記的: 「你們與罪惡相爭,必與抵擋到流血的地步。」[12]

5.    對戴耀廷引用馬丁路德金的以非暴力「佔中」的回應

馬丁路德金雖一生致力參加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但他主張的卻是非暴力的鬥爭。他強調在爭取黑人自由平等權利的鬥爭中,不幹違法的事,不讓公民抗命的抗議手段墮落成為暴力行為,必須時更要用「精神力量對付暴力」的崇高境界。但戴教授所用的手段卻剛剛相反,他唆使群眾起來與他共同堵塞中環的交通以致令中環的經濟癱瘓。這違反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精神不以邪惡的行動和手段以暴易暴。因為戴以事先聲明「佔中」行動是違法的,即或這是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暴力,是一種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力、一種破壞經濟的暴力。再者,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中違法的客體是針對政府所實施的不公義、壓逼人人格的法規。而戴教授公民抗命中違法的客體卻不是戴教授要抗爭的法規/法制本身而是與之無關的他者。此外,馬丁路德金以太五44勸勉受苦的黑人效法耶穌愛仇敵的博愛精神去為那些逼害黑人的白人禱告,[13]因為他相信愛帶有救贖性,盼以愛使白人們不再遵從市政府所立的不公正、不義的種族隔離歧視法。但是戴教授所謂的愛只是一種口號,不是勸人和好,也沒有呼籲人為特區政府、中央禱告,而是受感召來行「公民抗命」。戴教授所看重的只是盼可喚醒“香港人的良知”,起來與他並肩作戰,成為他爭取普選的籌碼。馬丁路德的博愛精神隱含基督的救恩,不但可化解黑人與白人的仇恨,也促使實踐的受害人得醫治,得釋放,以免陷入以暴易暴的邪惡景況。聖經也呼籲信徒要為地上的政府禱告[14]。但戴口號中的“愛”流於空泛,缺乏愛的遠像、實踐的對像。

6.     問題二: 香港教會沒有聲援或支持戴的「公民抗命」「佔中」是否違背“良心”?

戴教授引用馬丁路德金對當代白人教會沒有為黑人民權站出來發聲而感失望。他說: 「當時教會不走出來,成為了今日的提醒。我更加明白佔中是要觸動每個人心,無論信徒與否,有否選舉特權都要面對良心」。[15] 言下之意,戴教授認為信徒是社會的良心,應關懷及顧及他人有否同等的權利。如沒有,教會應盡力為他們爭取,才是有良心的表現。聖經教導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念別人的需要。教內的信徒不應因可經基督教選委會投票就感滿足,還應顧及其他沒有投票權的公民的權利,為他們爭取等同的利益,就是對得起良心了。

 

筆者認為基督徒憑良心行動的正確性,都只能以上帝的話語啟示作為判準。在現實處境中,基督徒所作的倫理道德判斷,不單是基於自己的良心,也須與社會的良心及與上帝的啟示進行對辯。總的來說,不是單看自己及別人良心怎樣看;也不是單看聖經,而是要認清聖經的啟示與良心對辯的原則,當然對經文的詮釋也要掌握得通透成熟。[16] 學者郭偉聯教授指出教會要依據的是上帝的命令,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比法律條文重要。因為只有上帝的命令才是恆常的判斷 - 即「盡心、盡性、盡力地愛上帝,也要愛人如己。」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加爾文在談及衝破法律條文時,都沒有顛覆性的概念,只渴望制度裏的變革,盼望有良性的進展。信徒/教會在面對法制不公時,就要作出道德的抉擇。歷史中有非暴力的「抗命」,如重洗派、貴格會不選擇挑戰政府的權威,但卻向政府表示某些法例有違他們的良心與信念,以致他們無法遵行。貴格會更推動廢除黑奴運動、婦女平等運動及反戰運動。活動已變成不再是純粹的「反抗」,更是『教育』其他民眾,使他們明白自己可以過另一種生活。[17]

綜觀整本聖經,無論是舊約或新約,都尋找不到任合支持民主政制的證據。因為上帝並沒有選定何種政制或政體為人類社會必須遵守的組織法。相反,從創造的角度看,人類被上帝賦予管治世界的重責。因此,無論是否基督徒與否,人的參與應與成全各方的福祉、重視個體的利益、使社會得以持續發展及得益。因此, 政體及政治不只是喊口號一人一票而已,而是精細而複雜的政治及社會運作機制。基督徒應儘量在崗位上貢獻他們的專業所長,以理性及負責任來發展政治上及社會上的不同機制。從救贖的角度看,因為基督徒體認人的罪性,不要天真以為人民力量可令社會更美。背後若沒有了對真善美和對愛的追求,人民力量可變為不折不扣的「暴民政治」。救贖的教義不單叫我們知罪,亦使我們謙卑下來,為社會的建設共同努力、互相接納、互相討價還價。最後,救贖的教義告之教會被設立的目的是為要傳揚福音,見證神。[18]因此,筆者不贊成教會直接參與戴的「佔中」(這是屬政教分離的議題,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但鑑於根據上述的辯證都顯示「佔中」是違法的行為,筆者建議基督徒要謹思明辨,對照聖經的真理教導,不好冒失行事,以身試法,參與是次的「佔中」。

7.   總結

筆者欣賞戴教授們的愛港情懷,也真心的相信他們的動機和出發點都是良善的。但筆者還是情願採取如重洗派尤達(John Yoder)以和平、非暴力與調解的方式來跟隨耶穌,學習耶穌的倫理與和平主義並成為社會的良心。[19] 基督徒藉着生命的見證(如實踐寬恕與復和)對社會產生影響; 而教會要關注的乃是全人類和整個創造的福祉,從而反映上帝對世界的愛。[20]


參考書目:

1.    賈詩勒著。李永明譯。《基督教倫理學》。〈天道〉。2003年。

2.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著。關勝渝譯。《基督教倫理詮釋學》。台北: 桂冠, 1992年。

3.    萊特著。黃龍光譯。《基督教舊約倫理學》。台北: 校園, 2011年。

4.    海斯著。白陳毓華譯。《基督教新約倫理學》。台北: 校園, 2011年。

5.    戴耀廷著。《信仰與法律-基督徒在元社會的公共角色》。香港: 基道, 2007年。

6.    霍玉蓮著。《我有一個夢 馬丁路德金小傳。》香港: 基道書樓,1996

7.    百尼德著。《基督徒的公民責任》。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出版,1984年。

8.    梁家麟著。《冷暖之間》。香港: 基道, 2007年。

9.    江大偉編。《基督徒與政治》。香港: 崇基學院神學組, 1985年。

10.  陳盈恩。〈《恩典時刻》戴耀廷談佔領中環 關鍵在於能否感召群眾〉。〈時代論壇〉。1327, 201323日。

10.  郭偉聯。《政教分離、創造、救贖與民主》。〈時代論壇〉,844,2003年。

11.  郭偉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會反思》。〈基督教週報〉第2540, 28.4.2013

12.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 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時代論壇〉,1339, 28.4.2013

13.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 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時代論壇〉,1340, 5.5.2013

14.  陳永佳。《略談公民抗命》。〈匯聲〉,669期。H.A. Bedau, On Civil Disobedience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58 (1961), p.661

15.  陳盈恩。〈《恩典時刻》戴耀廷談佔領中環 關鍵在於能否感召群眾〉。〈時代論壇〉。1327, 201323日。

16.  遵守法律與公民抗命》。提供自〈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引自Rawls, J. (1971)Justifying Disobedience to the Law in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馬丁.布貝爾。引自《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

18.  劉振鵬。《「捆綁與釋放」: 尤達之寬恕觀的基礎》。〈山道期刊〉,2008年卷112,22期。

19.  陳士齊。《從神學角度探討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思〉(98.1)

20.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香港獨立媒體〉,7.6.2013

21. 丘成桐。《星島日報》,2013611日。

22.  吳宗文。《基督徒如何看公民抗命()聖經的看法》http://kongfok.org/media/schedule/130407.pdf

23.  http://www.ipoet.com/ARCHIVE/BEYOND/King-Jr/Loving-Your-Enemies.html



[1]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

[2] 陳盈恩。〈《恩典時刻》戴耀廷談佔領中環 關鍵在於能否感召群眾〉。〈時代論壇〉。1327, 201323,2

[3] 遵守法律與公民抗命》。提供自〈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引自Rawls, J. (1971)Justifying Disobedience to the Law in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郭偉聯。《更高的命令: 公民抗命的信仰反思()》。〈時代論壇〉,1340, 5.5.2013,13

[5] 陳永佳。《略談公民抗命》。〈匯聲〉,669,3H.A. Bedau, On Civil Disobedience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58 (1961), p.661

[6] 奧古斯丁: 「一個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引自《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

[7] 聖托馬斯.阿奎那斯: 「一個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種非植根於永恆和自然法則的人類法律」。引自《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

[8] 馬丁.布貝爾。引自《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

[9] 戴耀廷。《非暴力行動、公民抗命及公民醒覺》。〈香港獨立媒體〉,7.6.2013

[10] 丘成桐。《星島日報》,2013611日。

[11] 提摩太前書五22

[12] 霍玉蓮著。《我有一個夢 馬丁路德金小傳。》香港: 基道書樓,1996。頁174-187

[13] 馬太福音五44。馬丁路德金。講道主題: 《愛你的敵人》。17.11.1957。「愛的裡面有一股救贖的力量這股力量最終可以轉變一個人那是為什麼耶穌說 "愛你的敵人"好比有個鄰居對你做了錯事,你仍然對他友善,繼續愛他,不要做任何使他困窘的事,他無法支撐太久的....下載自: http://www.ipoet.com/ARCHIVE/BEYOND/King-Jr/Loving-Your-Enemies.html

[14] 提摩太前書二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15]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會反思》。〈基督教週報〉,2540期。

2013428日。

[16] 陳士齊。《從神學角度探討基督徒與公民抗命》。〈思〉(98.1), 7-8

[17] 郭偉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會反思》。〈基督教週報〉2540,28.4.2013

[18] 郭偉聯。《政教分離、創造、救贖與民主》。〈時代論壇〉,844,2003112日。

[19] 他的著作《耶穌政治》強調基督徒應基主張和平、強調教會紀律、反對基督徒參政是其概要信念。

[20] 劉振鵬。《「捆綁與釋放」: 尤達之寬恕觀的基礎》。〈山道期刊〉,2008年卷112,2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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