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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俊:潘霍華教會觀的多樣性與一致性對香港教會現況的啟迪 PDF Prin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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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 December 2016 12:58

潘霍華教會觀的多樣性與一致性對香港教會現況的啟迪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魏文俊

1.引言

近年「中港矛盾」加據,「雨傘運動」、「旺角事件」等突顯教會內部衝突,甚至引致教會分裂、信徒離開教會。潘霍華終身所關注的是教會問題,[1] 筆者認為,縱然潘霍華的作品沒有嚴謹的系統性[2] 他的教會觀依然呈現出多樣性與一致性,香港教會應能夠從當中借鏡

筆者於本文旨在以「多樣性與「一致性兩個角度處理潘霍華的教會觀,先淺析潘霍華的教會觀中教會群體的角色,剖析其多樣性與一致性;然後,在文章的中段部份,筆者會探討在潘霍華教會觀的關注如何呈現在教會的多樣性與一致性裏;最後,本文將探討潘霍華教會觀的多樣性與一致性對今天的香港教會而言,能帶來甚麼啟迪。

2. 潘霍華教會觀 中的多樣性與一致性

究竟潘霍華的教會觀是怎樣表現出多樣性與一致性?本部份將先略述潘霍華眼中,教會的本質是甚麼,然後再闡釋教會的多樣性與一致性。

2.1. 教會的本質

教會是基督的存有,而基督就是上帝在地上的存有[3] 教會也就是上帝向人啟示的方式。上帝在教會中啟示祂的位格,而教會這信仰群體就是上帝在地上的最終啟示。因此,基督就是以教會群體的方式於地上存在,[4] 這也是我們從新約得知的啟示方式。[5] 上帝主動地藉着基督啟示自己,以位格存在於教會中,並將祂自己與人類綑綁在一起,讓人透過基督認識真正的自己。[6]

正因為上帝將祂的自由交給人類而透過赦罪聖禮和宣講福音,教會群體的每位成員都可以成為一位「為他者的基督」。[7] 因此,教會是一個社群性的可見群體,這是終末的實體,也就是「基督的身體」。[8] 而作為上帝於地上的啟示和群體,教會群體的活動是顯露基督的心意,[9] 故必須跟隨上帝的啟示:基督,並透過生活在世界中實踐祂在十字架上為人死的「為他者」位格。[10] 在獄中,潘霍華仍然強調跟隨基督「為他者」位格的想法。在《獄中書簡》中,他更強調教會群體要與上帝一同受苦,[11] 教會群體要認定受苦的必須性。[12] 教會於地上要實踐上帝「為他者」的位格,筆者將之劃分為外在性和內向性兩方面,並於下文闡述之。

2.2. 外在性:教會群體與社會之關係

教會如何處理與社會之關係看見教會如何於外在展現上帝「為他者」的位格。在《倫理學》中,潘霍華指出教會是上帝於地上「神聖的任命」(divine mandate)之一,教會是發現上帝旨意的地方。[13] 教會不能獨立於其他的「任命」,它們必須在界限中互相合作,才能真正成為上帝的任命,讓人看見上帝的旨意。[14] 儘管如此,教會仍是被上帝特別任命的地方,因為教會群體擁有宣講和認信的權柄。[15] 當教會宣講祂在基督裏的啟示時,上帝就臨在於教會中。[16]

2.2.1. 教會群體的信仰宣講行動

教會群體不但要透過講壇宣講基督,讓人聽見「教訓」,[17] 而且,教會群體應透過「宣講上帝在基督裏的旨意」,提醒其他三個「任命」,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18] 因為教會的關注是整個世界的永恆救贖[19] 某些學者更特別強調教會與國家的關係認為國家不認識基督的真實,而只有教會能透過宣講上帝的話語和基督,讓耶穌基督在國家中成為真實[20]

早於《倫理學前,潘霍華已於〈教會之於猶太人問題〉更直接地指出當國家危害基督信仰的宣講時,教會應作出三個行動,包括:直接向國家提出質詢、無條件幫助受國家行動傷害的人、為他們包裹,以及把「車輪」煞停。[21] 第一、二個行動是清晰的,[22] 但對於第三個行動就如李文耀所言,是「最含糊的」,讓學者有很大的空間想像煞停「車輪」的方法。[23] 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這討論空間開闊了教會與社會互動的可能性。

2.2.2. 教會群體生活與社會關係

另外,教會作為上帝的「任命」,更有着讓耶穌基督於宣講、教會紀律和信徒生命中成為真實的責任。[24] 這樣,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不只是單向地宣講上帝的旨意,更是積極地參與在社會中,與之互動着,讓社會知道上帝在「終極」裏的旨意。但這不代表「次終極」並不重要,「次終極是被「終極定義的[25] 潘霍華認為,「次終極」必須為着「終極」而保存、作準備的。[26] 教會必須讓教會群體及世界在「次終極」裏預備基督再臨,這特別是體現於為上帝的話語準備。[27]

如何在「次終極」裏生活,為「終極」作出準備呢?在獄中,潘霍華提及「非宗教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即「聖潔入世」、[28] 「責任神學」及「祕密操練」三種方式[29] 潘霍華認為基督徒在世上必須有真誠的禱告、作負責任的行動,[30] 而祕密操練包括敬拜和禱告。[31] 這種生活與社會有密切關係,潘霍華認為教會群體必須為世界禱告,並「學習付代價地活出門徒要求」。[32] 這種思想貫切潘霍華《追隨基督》、《倫理學》等著作,並非突然於獄中產生的消極想法。

2.2.3. 小結

教會群體的外在性有多樣性的展現方式,我們可見潘霍華教會觀的多樣性是藉着其外在性展示的。但不論其展現方式為何,教會群體的目標是一致的:彰顯上帝「為他者」的位格。

2.3. 內向性:教會群體是愛的團契

相對外在性處理教會群體與社會的關係教會如何處理信徒間的關係,就顯出在教會群體中怎樣顯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在「我─你」的關係上,每個人都是以「集體位格」存在、不能獨立成為「位格」的。[33] 每一個人「在亞當裏」都是罪人,罪人是相通的;[34] 但透過基督十字架上的替代性行動,罪的問題得到解決,教會群體得以在「新的亞當」成為新人[35] 且接納到與上帝的團契中。「在基督裏」,聖徒是相通的。因此,基督不只是某一教會的實存更是於每一個教會群體裏實存 [36]

2.3.1. 上帝與教會群體的愛的團契

上帝給予人的界限是恩典,人在界限下生活,才有生存的可能。[37] 就好像阿當不能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一樣阿當必須以上帝的界限為中心生活[38] 而人也只有承認上帝所設下的界限才能明白上帝的恩典「他者」就是上帝設置在人與人間不能踰越的界限,這也是上帝的恩典、是必然的,人只能承認或拒絕這個界限。[39]

但上帝藉着基督的「替代性行動」,打破「我」「你」間的界限,除去人的疏離和綑綁,並將人帶進與祂自己的團契中。[40] 故此,教會群體要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實踐基督「替代性」的行動,作為教會群體不但要承認這個界限,[41] 也要擔當接納「他者」的界限,活出愛的團契的表現,這在阿當和夏娃愛的關係中可以體現。[42] 這體現了「他者」作為人的界限是上帝的恩典,就是成為「幫手」。換句話說,「他者」的出現是為人承擔界限、讓人於上帝面前靠賴着群體中的「他者活着。[43] 在潘霍華的教會觀中,基督是十分重要的《聖徒相通和《團契生活等著作中,他表明唯有在基督及祂的教會群體中,才能體現這種跨越界限、真實的愛。[44]

2.3.2. 教會群體愛的團契表現

既然上帝透過「替代性行動」實現愛的團契,讓愛的團契在地上真實地存在。那麼,教會群體應該怎樣在彼此間表現出來?潘霍華認為團契是要「彼此傳播救恩的信息」,也是團契的「唯一依據」。而這依據就是「仰賴聖經及宗教改革的信息」。[45] 再次,潘霍華認為唯有藉着基督的身體教會群體才能與祂有團契。藉着基督的洗禮和聖餐,教會群體能享受在與基督的團契中了。[46] 而唯有在基督的教會群體裏,一個人才能透過主動的愛、代求及認罪彼此擔當「他者」。[47] 這對潘霍華十分重要,在獄中,他認為禱告、敬拜仍然是重要的。[48]

2.3.3. 小結

只有上帝藉着基督能打破「我」「你」間限的,故教會群體必須一致地顯露這「為他者」的位格。而顯露這位格,卻是能透過宣講、代求、認罪、聖餐等等,可見教會群體的內向性也蘊含着多樣性的。

2.4. 小結:多樣性與一致性並重

從上述可見,教會群體的外在性顯出教會有多元化的責任,而其內向性亦顯出教會群體彼此的團契是有不同的展現方式。不論在外在性和內向性中,教會群體均顯出其多樣性。而展現多樣性中,教會群體同樣表現出其一致性,即在外在性和內向性中皆要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

3. 潘霍華教會觀的關注

上文從潘霍華教會觀的外在性與內向性,我們看見教會群體如何同時顯出其多樣性與一致性。但這種多樣性和一致性是怎樣調和?筆者認為,潘霍華教會觀的關注就是「上帝的旨意」,教會群體的多樣性和一致性是按着「上帝的旨意」作準則的。

3.1. 「上帝的旨意」的重要性

「上帝的旨意」在潘霍華的神學的重心,而「按着祂的形生活」,把上帝「為他者」的位格活出,就在基督裏成就了。[49] 蘇立忠更直接的指出,潘霍華「以基督為中心的思路則從未中斷過」。[50] 因此,無論教會群體展現方式是如何多樣,只要其中一種展現方式脫離了「上帝的旨意」這關注,教會群體就不能藉着這種展現方式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反映上帝的形象。

3.2. 以「上帝的旨意」作準則

故此,當「德國基督徒」的民族主義高漲,期望希特拉拯救德國,後來更排斥非日耳曼民族的人,並表現出「反閃族主義」,要求所猶太人及其血統的神職人員遵守「亞利安條款」,[51] 就顯示他們組成的是一個沒有尋求公義只為國家服務的教會,[52] 不是真正耶穌基督的教會。[53] 潘霍華就認為「德國基督徒」並沒有忠於耶穌基督的教訓,更不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行事。[54]

潘霍華批評當時的科學等範疇都將上帝放在邊緣,讓人的生活卻是越來越遠離上帝。[55] 因此,即使他被禁止公開發言,卻仍然清楚教會有責任在公共空間發聲、對抗不公義。[56] 因為這樣,教會群體才能透過為害者發聲或提醒上帝其他「神聖的任命」,從而落實「上帝的旨意」的確,以「簡單的服從」回應「上帝的旨意」時,可能會讓人受苦,[57] 但教會不能逃避成為有罪的,因為任何的決定都是有罪。教會是一個宣認罪惡的群體,他必會強調承認自己的罪,多於慶祝成基督於地上的實存。[58] 從另一個角度看,教會群體信仰都是政治性的,潘霍華所堅持的正是希望教會群體透過宣講基督實現「上帝的旨意」。[59]

3.3. 小結

就上述所論,我們可能以為「上帝的旨意」特別是教會群體的外在性展現出上帝「為他者」位格時的準則,可是,「上帝的旨意」其實同時也是教會群體的內向性展現上帝「為他者」位格時的準則。潘霍華在教會外、內都着重言說基督,讓上帝「神聖的任命」以及教會群體都知道遵行「上帝的旨意」的重要性。

4. 潘霍華教會觀對香港教會的啟迪

潘霍華教會觀的多樣性與一致性,對現今香港教會有甚麼參考的作用?由「雨傘運動」前開始,不少學者引用潘霍華的神學,表達對教會與政治的角色提出意見。[60] 筆者認為,今天我們把潘霍華的神學應用到香港教會之上前,必先注意潘霍華時期的德國與今天香港教會情況的異同,絕對不應直接套用或含糊當中的不同。[61]

4.1. 潘霍華的情境與現今香港的環境

首先,早於19337月,潘霍華身處的德國教會由「德國基督徒」主導,在一方面,「德國基督徒」保障自己在政府的公職;另一方面,德國教會逐漸被納粹化、支持希特拉。[62] 19341月,主教慕勒頒下「重整德國福音派教會秩序令,禁止教會討論內鬥和刊出有關文字,而潘霍華就早被禁止傳教和出版。[63] 相對而言,香港傳媒依然能開闊地討論政治,而香港教會仍能自由地宣講。誠然,香港媒體可能已淪為中國官方的喉舌,但這顯示中國官方未敢如當時德國般全面直接禁止言論自由[64] 從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的發言中,筆者並不否認香港的言論自由慢慢被收窄。[65] 然而香港現時是否如潘霍華所言處於「太多或太少的法律與秩序」下的「危急處境」[66] 以致我們應對「剎停車輪的行動作較激進的詮釋,這點實在值得商榷。

其次,相對於潘霍華因着納粹化的教會而作出的信仰宣認,[67] 香港教會在「後雨傘運動」時期有怎樣的改變,是值得關注的地方。誠然,更多教會牧者開始由單單進行佈道的「傳福音」,加入關心社區、弱勢社群及願意討論政治議題的行列。[68] 不過,香港仍然有不少教會不認同上述的做法,認為只應談及永生、天國等「看不見的盼望」。[69] 因此,教會怎樣回應時代是一個關鍵。

4.2. 香港教會現況

那麼,香港教會面對近年的社會議題,是怎樣回應呢?本部份筆者從教會的外在性和內向性論述,闡釋教會群體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教會群體間的關係。

4.2.1. 外在性

香港教會回應社會議題,特別是思想教會與政治的關係時,往往各宗派有各自的說法:有人認為教會討論社會議題時,就不免牽涉政治,因着耶穌的職事是「政治化」,故教會亦是。這是入世的基督教不能逃避的現實;[70] 也有人從「宏觀」的角度討論,認為教會應該更着重在教育年輕人上;[71] 當然也有人認同教會不應着眼於「現實處境」的盼望,而是着眼於「所信的盼望」之上。[72]

不同的意見造成教會分化,特別經歷「雨傘運動」的香港教會早年處於撕裂狀態。[73] 在「重價合一」的二分化原則下,以是否回應作為將教會二分的唯一標準。[74] 近來學者紛紛提出復和、合一,尊重不同意見的原則越來越重要。[75] 今年初發生的「旺角事件」,再次引發教會討論社會作「暴力與非暴力抗爭」的理據。[76]

儘管教會有撕裂現象然而我們可見香港教會面對社會議題,並不如想像中退縮。的確,不少教會樂於參與扶貧、社區服侍工作,在教導上卻未能真正反映社會現實,甚至不敢將真實的社會現象、政治帶進教會。[77] 部份教會在扶貧等社區工作上未有好好計劃,以致失卻當中的真正意義;[78] 也有教會領袖為了明哲保身,教導會眾作「順民」。[79]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在香港中不少教會領袖重視教會與社會的關係,認為教會群體可以參與政治的。[80]

4.2.2. 內在性

上文提到香港教會在「雨傘運動」後回應社會議題的取向不一,這間接讓教會內的信徒不滿。輕微的不認同教會取態轉到另外的教會;[81] 較嚴重的批評教會偽善離開教會。[82] 教會的衝突一般是由教會年長與年輕信徒引起的(當然也有例外):如年長信徒認為「雨傘運動」破壞社會秩序,而年輕信徒則認為捍衛民主、公義是更重要的。[83]

留在教會的信徒,如上文所提及過的,就從由二元對立的思想,慢慢發展到思考教會內部、與社會復和的取向。一些教會認同重拾「復和」、「和諧」的重要,也提出堅持信仰價值、繼續與對方溝通。另外,也有學者提出教會應「思考自己於社會的角色」,而不是純粹打算「留住信徒」。[84]

4.2.3. 小結

綜觀上文所述,香港教會於外在性和內向性中,都在一定程定上回應了社會議題。在不同的取態中,我們看見香港教會群體也展現了多樣性。但是,教會群體有否展現一致性呢?筆者將於下文略作交代。

4.3. 從潘霍華教會觀的關注反思香港教會的現況

我們在上文曾討論過,潘霍華教會觀的關注就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就是教會群體於外在和內向展現多樣性與一致性的準則。如果香港教會要向潘霍華的教會觀借鏡的話,就必須透過(1)禱告、(2)宣講信仰行動及(3)團契,實踐「上帝的旨意」、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

從教會的外在性而言,教會明白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必須展現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展現出多樣性。因此,除了一般講壇的宣講外,教會務必參與在扶貧、社區關心或政治等的前線或幕後教育工作上。這種多樣性是建基於展現上帝「為他者」的位格,故此,不論是同性戀、言論自由、社會民生的議題,教會群體都應在一定程度作出參與,發揮上帝「神聖的任命」的功能:藉着宣講信仰的行動讓其他「任命」看見基督。這是《洛桑信約》中,表明了基督徒有佈道、關心社會的責任,以及教會有推行神學教育的任務、讓信徒可以服侍「他者」的宣告。[85]

另一方面,教會群體應明白自己是一個「愛的團契」,必須承擔、接納每個「他者」的界限。因此,對於不同信徒表達教會關注的不同形式,彼此應該透過團契中彼此代求和認罪,去除教會間的疏離,讓「他者」進入與上帝的團契中。這是重要的如不接納「他者的界限,讓「他者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就是不承認這個界限也就不能以「為他者的存有」反映上帝的形象[86] 這同時亦是一個外在性的見證,讓其他「任命」看見教會群體如何在基督的愛中,仍然能堅持擔當「他者」的界限。所以,教會應以溝通、聆聽必須防止社會上所謂「網絡巴爾幹」的現象出現。[87]

4.4. 小結

教會群體以不同方法與社會連接、參與在社會作為宣講信仰行動的一種,就在外在性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而教會群體在團契中彼此認罪代求和擔當界限,就在內向性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筆者認為,不論在哪一方面,潘霍華對禱告仍然十分重視的,絕對不能忽視。

5. 結語

潘霍華「致力從基督論式之角度,來描述人之社會性,由此而肯定人之關係之真實性」,[88] 筆者認為,對於今時今日時常被批評為「離地的香港教會,潘霍華這「由下而上」的神學,為香港教會如何能以敏銳的觸角回應社會現實高度的參考作用。[89] 面對四方八面洶湧而來的社會問題,教會不能以「傳福音」為擋箭牌。「上帝的旨意」是要教會群體在地上活出祂「為他者」的位格。筆者肯定,能表現出上帝「為他者」位格的方法是多樣的,禱告、宣講信仰的行動和團契都是教會對外、對內要活出上帝「為他者」的位格的具體方向。但無論表達方法如何多樣,教會群體的關注必須是「上帝的旨意」,才能讓教會成為真正的基督教會。

全文字數:6522

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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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爾克。〈朋霍費爾早期獨創的教會論〉。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頁37-54。香港:道風書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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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與教會的政治參與,黃國維︰傳福音不只個人靈魂得救〉。《時代論壇》,20151216日,引自《熱線追擊》。

〈內憂外患中的盼望──從教會層面探討盼望〉。《時代論壇》,20141029日,引自《時代講場》。

〈再談合一〉。《時代論壇》,2015923日,引自《時代講場》。

〈如何扶貧,不害己害人?──再思教會扶貧系列之一〉。《時代論壇》,2016612日,引自《眾議園》。

〈佔中,讓信仰走向公共的契機〉。《時代論壇》,201429日,引自《眾議園》。

〈我為何仍有盼望〉。《時代論壇》,2016117日,引自《眾議園》。

〈社會撕裂下的信仰見證〉。《時代論壇》,2014825日,引自《新聞消息》。

〈糾纏不清的政教關係 ()〉。《香港教會網頁》,201618日,引自《本週評論》。

〈糾纏不清的政教關係 ()〉。《香港教會網頁》,20151230日,引自《本週評論》。

〈為何還不離開教會〉。《時代論壇》,201627日,引自《眾議園》。

〈為甚麼大型佈道會是壞事?〉。《時代論壇》,2016612日,引自《眾議園》。

〈重價的合一〉。《時代論壇》,2016514日,引自《道在人間》。

〈香港信徒教牧的遠景與當下,《時代論壇》開放日集思拾穗〉。《時代論壇》,2016514日,引自《報道》。

〈基督徒只能有理想,不能甘心成為強權的奴隸(節錄)〉。《時代論壇》,2016131日,引自《眾議園》

〈從「佔中」看(中國)香港的民主未來(續篇):一個政治(神學)的「爭議」〉。《時代論壇》,2013710日,引自《時代講場》。

〈教會撕裂,因為對「向政府施壓」持雙重標準〉。《時代論壇》,2014825日,引自《新聞消息》。

〈順民、逆民與流民〉。《香港教會網頁》,2016323日,引自《本週評論》。

〈新聞自由喪鐘已響〉。《時代論壇》,2014214日,引自《時代講場》

〈暴力社會中的牧養()〉。《香港教會網頁》,2016226日,引自《本週評論》。

〈暴力社會中的牧養()〉。《香港教會網頁》,2016219日,引自《本週評論》。

〈戳破「普選」謊言〉。《時代論壇》,201551日,引自《時代廣場》。

〈舊教友問我:為什麼轉教會? 928後基督教政治倫理的討論(下)〉。《立場新聞》,2015417日,引自《社會》。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教會與政治的再思〉。《生命倫理錦囊》20(20141217),頁1

胡志偉。〈「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運動的信仰省思〉。《曠野》183(20135-6),頁3-5

陳電鋸、傅景華《數據新聞:香港網絡生態系列之三 沒有最撕裂 只有更撕裂——後佔領時代的Facebook專頁板塊》

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二十世紀基督神學導論》。香港:道風書社,2005

 



[1] Heinrich Ott, Reality and Faith: the theological legac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1972), 192;李駿康〈群體與社團:論潘霍華的教會觀〉,《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23 (20057) ,頁210-212

[2] Clouse, R. G.:〈Bonhoeffer, Dietrich潘霍華〉,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上冊 (台北:校園,1997)

[3] “The church is the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presence of God.”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1, ed. J. V. Soosten and C. J. Green, trans.  J. V. Soosten and Reinhard Kraus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8), 140-141.

[4] “God reveals the divine self in the church as person. The community of faith is God’s final revelation as ‘Christ existing as church-community.’”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41; Dietrich Bonhoeffer, Acting and Being,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2, ed. H. R. Reuter and W. W. Floyd Jr., trans. Hans Richard Reuter and H. M. Rumscheid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112.

[5]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41.

[6] “God gives the divine self in Christ to the community of faith and to every individual as member of this community of faith......God’s freedom has woven itself into this personlike community of faith......that God binds God’s self to human beings.” 李文耀指出「上帝在教會群體中啟示自己」這句話就肯定了啟示是上帝的行動,以及上帝藉着基督存在教會群體中。見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香港:建道神學院,2015),頁140-141Bonhoeffer, Acting and Being, 112.

[7] “......as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congregation may declare in sermon and sacrament that ‘you are forgiven.’ Through such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every member of the church may and should ‘become a Christ’ to the others.” Bonhoeffer, Acting and Being, 113.

[8] “The church is visible as a corporate social body in worship and in working-for-each-other......as an eschatological entity, as the ‘body of Christ’.”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41.

[9] 鄧紹光認為「身體(教會)自然是依據頭的心意來活動,因而教會的活動就揭示基督的心意。」見鄧紹光:〈潘霍華的教會論:對《聖徒羣體》的兩點思考〉,《山道期刊》14( 2004 12 ),頁78

[10] 潘霍華認為「跟隨耶穌的唯一方法就是生活在世界中」,而「基督肉身的形體就是死在十字架的那個形體......門徒的生活所必須效法的就是這個形象......他們必須效法祂的死」。見潘霍華:《追隨基督》,頁17301-302

[11] 周學信: 〈潘霍華的非宗教基督教〉,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211-212

[12] 韋爾克〈朋霍費爾早期獨創的教會論〉,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191-194

[13] “God’s commandment is to be found.......but only where there are divine mandates.......such mandates in the church, i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culture, and in government.”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cs,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6, ed. Ilse Todt and C. J. Green, trans. Ilse Todt and Keinhard Kraus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5),388.

[14] “Only in their being with-one-another [Miteinander], for-one-another [Fureinander], and over-against-one-another [Gegeneinader] do the divine mandates......communicate the commandment of God as it is revealed in Jesus Christ......each of them is also limited [begrenzt] by the other......” Bonhoeffer, Ethics, 393-394.

[15] “In the church the commandment of God encounters us in two different ways: in the sermon and in private confession [Beichte] or church discipline......Proclamation is the specific mandate given to the church.” Bonhoeffer, Ethics, 394-396.

[16] “The mandate of the church is the divine word. In this word God wills to be personally present. In the church God is determined to speak in person.” Bonhoeffer, Ethics, 396.

[17] 潘霍華著,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出版社,2000),頁242-244

[18]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頁309-310

[19] “......its (church) concern is the eternal salv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he mandate of the church embraces all people as they live within all the other mandates.” Bonhoeffer, Ethics, 73.

[20] Christiane Tietz, “The church is the limit of politics: Bonhoeffer on the Political Task of the Church.”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60 (2006): 31.

[21] 在〈教會之於猶太人問題〉(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Question)中,潘霍華認為,世界的法律和秩序是由國家制定的,但當教會宣講信仰的自由受到威脅,就可以作出三個行動:"There are thus three possibilities for action that the church can take vis-à-vis the state: first......questioning the state as to the legitimate state character of its actions......making the state responsible for what it does. Second is service to the victims of the state’s actions. The church as an unconditional obligation toward the victims of any societal order, even if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e Christian community......third possibility is not just to bind up the wounds of the victims beneath the wheel but to seize the wheel itself.” Clifford J. Green, and Michael P. DeJonge, eds. The Bonhoeffer Reader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3), 373-375.

[22] Ligus指出雖然潘霍華早期沒有提到「當國家威脅到話語時」的問題,但肯定教會要以上帝的劍:話語和祈禱來服侍國家;B. Heinrich提到潘霍華認為教會必須把握爭取公共空間的機會,對抗不公義。見Jan Ligus, “Obedience or Resistance: The Legacy of Bonhoeffer,” European Journal of Theology 24 (Jan. 2015):  176 Heinrich Bedford, “Poverty and public theology: advocacy of the church in pluralistic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Theology 2 (2008): 155

[23] 李文耀認為,潘霍華並沒有明確說明第三個行動,「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讓讀者思想」。見李文耀:〈潘霍華論戰爭對教會介入公共議題的啟迪〉,《建道學刊》第38(20131),頁146

[24] “In contrast to the three mandates named above, the divine mandate of the church is the commission of allowing the reality of Jesus Christ to become real in proclamation [Verkundigung], church order, and Christian life......” Bonhoeffer, Ethics, 73.

[25] 曾念粵認為對潘霍華來說,「終極之事乃是定位點,他從終極之事來定義次終極之事」見曾念粵:〈終極之事與次終極之事〉,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258-259

[26] “......the penultimate must be preserved for the sake of the ultimate. Arbitrary destruction of the penultimate seriously harms the ultimate.” Bonhoeffer, Ethics, 160.

[27] “The way for the word must be prepared. The word itself demands it. What concerns us in all that has been said about penultimate things is this: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word.” Bonhoeffer, Ethics, 160-161.

[28] “Being a Christian does not mean being religious in a certain way, making oneself into something or other......Instead it means being human, not a certain type of human being, but the human being Christ creats in us......but rather sharing in God’s suffering in the worldly life.”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8, ed. Christian Gremmels and Eberhard Bethge, trans. Jonh W. De Grouchy and Isabel Best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480.

[29] 周學信將潘霍華在獄中的思想歸納為這三點。見周學信: 〈潘霍華的非宗教基督教〉,頁208-222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46

[30] “I believe that God is no timeless fate but waits for and responds to sincere prayer and responsible action.”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46.

[31] “.....at least we are not deprived of prayer, which alone allows us to begin and do this kind of work.”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499.

[32] 郭鴻標:〈潘霍華的教會神學作為公共神學的基礎〉,《建道學刊》第36(2011),頁68

[33] “Our concern here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erson, God, and social being to each other. The I comes into being only in relation to the You; only in response to a demand does responsibility arise.”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54.

[34] “.....every human being is Adam, the collective person really has one conscience......as the humanity that has sinned as a whole.”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21.

[35] “The church-community exists through Christ’s action. It is elected in Christ from eternity. It is the new humanity in the new Adam. It has been created in a real sense only by the death of Christ.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37-138.

[36] “The body of Christ is indeed.......of all individual congregations belong to the church-community as a whole, which is the sanctorum communion.”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224.

[37] “......life is possible only because of the limit......The limit is grace because it is the basis of creatureliness and freedom......” Dietrich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3, ed. Martin Ruter and John W. De Gruchy, trans. Martin Ruter and D. S. Bax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87.

[38] “......Adam lives from this boundary that is at the center......the boundary is the center.”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87.

[39] “......but it is just as impossible for me to leap over the barrier to the other......but can only acknowledge and ‘believe’ in the other......Thus the way to the other person’s You is the same as the way to the divine You, either through acknowledgement or rejection.”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52, 54-55.

[40] “In Christ humanity really is drawn into community with God......in Christ, however, humanity has been brought once and for all.......into community with God.”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46.

[41]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頁70

[42]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頁201-203

[43] “The grace of the other person’s being our helper who is a partner......bear our limit......helps us to live before God......in community with our helper.”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99.

[44] 潘霍華著,鄧肇明譯:《團契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9),頁9-10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67-170.

[45] 潘霍華:《團契生活》,頁9

[46] 「洗禮使我們與基督的身體結合為一,而聖餐就培養並維持我們在那個身體中的團契和相交。」見潘霍華:《追隨基督》,頁230-231

[47] “One person bears the other in active love, intercession, and forgiveness of sins......This is possible only in the church-community of Christ......”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91.

[48] 潘霍華的「非宗教基督教」被人認為是顛覆了的信仰,而他也曾提出有關禱告和敬拜在基督教的可能性,但周學信卻認為,潘霍華依然注重敬拜和禱告。見周學信: 〈潘霍華的非宗教基督教〉,220-221( 2004 12 ),頁72-80;韋爾克:〈朋霍費爾《獄中書簡》中的神學遺產〉,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188-189

[49] 李文耀〈潘霍華論戰爭對教會介入公共議題的啟迪〉,頁141;郭鴻標:〈潘霍華的教會神學作為公共神學的基礎〉,頁68

[50] 蘇立忠:《落實教會的屬靈觀:潘霍華與聖依納爵的整合研究》(台北:光啓出版社,1984),頁25

[51]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 ed. V. J. Barnett, trans. E. Mosbach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0), 304-305周學信:《踏不死的麥種》 (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6) ,頁27-2876;洛溫著,林曼紅譯:《基督教信仰與公共選擇:巴特、佈倫納與朋霍費爾的社會倫理》 (香港:道風書社,2014) ,頁167

[52] 洛溫:《基督教信仰與公共選擇》,頁138

[53] Bedford, “Poverty and public theology,” 161.

[54] 「對潘霍華而言......耶穌基督的教會若要忠於職守,就不能對信徒或聖職人員有種族偏見。」見周學信,:《踏不死的麥種》,頁77

[55] Ramachandra Vinoth, “Learning from Modern European Secularism: A View from the Third World Church,” Journal of Theology 12 (2003): 40.

[56] Bedford, “Poverty and public theology,” 155.

[57] 例如認信教會比不少工會和媒體更有組織地抵制納粹,但當中的領袖和信徒因此受苦。見李文耀:〈從靈修到社會倫理實踐──潘霍華的例子〉,《建道學刊》第40(20137),頁143-144;洛溫:《基督教信仰與公共選擇》,頁167-168

[58] Eva Harasta, “One Body: Dietrich Bonhoeffer on the Church's Existence as Sinner and Saint at once,”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62 (2010): 33.

[59] Christiane認為教會有四個政治的目標。見Tietz, “The church is the limit of politics,” 32-35

[60]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胡志偉認為潘霍華以「公民抗命手段挑戰強權」,甚至參與刺殺希特拉的計劃(筆者認為這點需要提出更實質的證據);張穎新則引用趙崇明《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的作品,指出趙崇明支持教會應「跟現實保持獨特的距離」;明光社也引用潘霍華的名言,間接支持基督教「抗議宗」(Protestant)的傳統;而思正就認為潘霍華在「危急處境」中竭力保存發言權。見胡志偉:〈「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 運動的信仰省思〉,《曠野》183(20135-6),頁3-5;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教會與政治的再思〉,《生命倫理錦囊》20(20141217),頁1;〈佔中,讓信仰走向公共的契機〉及〈從「佔中」看(中國)香港的民主未來(續篇):一個政治(神學)的「爭議」〉。

[61] Neville在把潘霍華的神學應用到南非教會前,曾列出三點需要注意的地方。見Neville Richardson, “Sanctorum Communio in a Time of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 127 (Mar. 2007): 98-101

[62] 周學信:《踏不死的麥種》,頁2775-76

[63]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頁223-225;周學信:《踏不死的麥種》,頁28

[64] 如《明報》更換總編輯、商台李慧玲被炒的事件,以至不少媒體也被認為是「中央喉舌」,有如內地媒體般傾向支持中國共產黨。見〈新聞自由喪鐘已響〉;〈一個不真實的故事〉;〈基督徒只能有理想,不能甘心成為強權的奴隸(節錄)〉。

[65]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於記者會中,承認在香港被內地人員帶走見《明報》,2016617日,頁A1

[66] 當國家制定的法律或秩序太多或太少時,教會就有責任採取行動,但潘霍華本身也知道當中的危險性。故筆者認為要判斷所謂的「危急處境」是不容易的。Clifford and DeJonge, The Bonhoeffer Reader, 373-374;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274-275.

[67] Richardson, “Sanctorum Communio in a Time of Reconstruction?”, 100.

[68] 如有教牧認為大型佈道要配合教會的社會見證;也有如蔡揚眉般一直於教會較前線的行列的。見〈為甚麼大型佈道會是壞事?〉;〈戳破「普選」謊言〉。

[69] 見〈我為何仍有盼望〉。

[70] 見〈糾纏不清的政教關係()〉;〈糾纏不清的政教關係()〉。

[71] 見〈內憂外患中的盼望──從教會層面探討盼望〉。

[72] 見〈我為何仍有盼望〉。

[73] 見〈社會撕裂下的信仰見證〉。

[74] 黃國雄認為,「在『重價合一』的原則下,是否『佔領』、是否『公民抗命』只是方法上的問題,各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噤聲、不問 世事、貪圖安逸、依附權貴、縱容暴力卻是罪,不是基督徒的『立場』。」但筆者認為這方法二分教會,是過於簡單。見〈重價的合一〉。

[75] 楊穎禧指出,不論「兩傘運動」時期或後期,都有人提出合一、復和,他認為「合一並不只是一個能夠在教會一起唱詩歌敬拜上帝的結果,而是一個過程,讓大家更力能夠互相理解,即使結果是大家不能走在一起,也不至於把對方當作敵人看待。」見〈再談合一〉。

[76] 見〈暴力社會中的牧養()〉;〈暴力社會中的牧養()〉。

[77] 在《時代論壇》中,作者HL就提到, 「很多教會仍是迴避不敢把這一兩年香港的社會現象和實況帶到教會裡討論」、「部份牧者就依然忠心,繼續按一向的習慣,講沒有適切時代的道」。見〈為何還不離開教會〉。

[78] 賴淑芬指出,「部份教會或弟兄姊妹只抱持『到此一遊』的扶貧態度」,而扶貧真正目的是「建立貧困者」,「幫助他們發掘和發揮天賦才能,恢復上帝創造的生命尊嚴等」。見〈如何扶貧,不害己害人?──再思教會扶貧系列之一〉。

[79] 胡志偉指出,泛靈恩堂會教導信徒必須要作「順民」。見〈順民、逆民與流民〉。

[80] 如胡志偉就提出信徒作為天國子民,就有「順民」、「逆民」與「流民」的三重身份;而黃國維就信徒個人與群體層面上,提出教會可以如何參與政治。見〈順民、逆民與流民〉;,〈大使命與教會的政治參與,黃國維︰傳福音不只個人靈魂得救〉。

[81] 如方景樂是不認同教會回應社會議題的取向,轉到別的教會。見〈舊教友問我:為什麼轉教會? 928後基督教政治倫理的討論(下)〉。

[82] HL於《時代論壇就表示「自從雨傘運動之後,離開教會的人趨多」、「其實離開教會的人一直都不少」。而羅秉祥就直指「目前香港教會感到因為『佔中』議題而撕裂,其中一個深層原因,是有些信徒感到教會偽善」見〈為何還不離開教會〉;〈教會撕裂,因為對「向政府施壓」持雙重標準〉。

[83] 陶嘉健認為,「年長一輩不滿意年輕一輩作無謂的政治抗爭,擔憂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年輕一輩則氣憤年長一輩沒有捍衞民主、公義等崇高理想。」見〈失望與希望〉。

[84] 許應行在「佔中」開始後不久,就批評教會不敢回應「佔中」議題是近因是二分化的思想,而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才是更深層次的矛盾。而近年教會機構舉辦的研討會思考對於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的討論中,已可見教會逐漸脫離「二分化」和「政治現實的想法,但就有待更新見〈教會是否與時代脫節,與群眾遠離?──從聖經看社會公義〉;〈香港信徒教牧的遠景與當下,《時代論壇》開放日集思拾穗〉。

[85] 在《洛桑信約》中列出的宣告共有點,筆者所言的為第五點「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第六點「教會與佈道」、第1十一點「教育與領袖」。見Lausanne Movement, “Lausanne Convent,” Lausanne Movement: Connecting influencers and ideas for global mission, < http://www.lausanne.org/zh-hant/covenant-zh-tw/lausanne-covenantt> (accessed 15 June 2016).

[86] 李文耀:《為他者的存有》,頁204

[87] 即各立場只與相近立場的人溝通,以致自說自話。見〈數據新聞:香港網絡生態系列之三 沒有最撕裂 只有更撕裂——後佔領時代的Facebook專頁板塊〉。

[88] 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二十世紀基督神學導論》(香港:道風書社,2005),頁49

[89] Clouse, R. G.:〈Bonhoeffer, Dietrich潘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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