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Main Menu

Global Christianity




Designed by:
SiteGround web hosting Joomla Templates
Home Social Ethics Political Ethics 溫志文:從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與發展再思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溫志文:從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與發展再思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PDF Print E-mail
Written by Publisher   
Saturday, 10 December 2016 11:51

從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與發展再思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溫志文

1 引言

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是一名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被關進納粹德國的集中營,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接受和平獎的得獎演說,及一名猶太年輕人,得知大屠殺這段歷史時,感到十分痛苦和困惑。他向父親詢問:「這怎可能是真的?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不是中世紀。誰人可以容忍這些惡行?世界怎可以在這惡行之中保持沉默?」[1]

的確,在納粹時期,無數德國人(包括基督徒)面對希特拉的暴行,選擇了沉默。或是因為民族主義高漲,或是因為對希特拉(Adolf Hitler)重振德國聲威抱有希望,又或是因為對希特拉的恐懼。

然而,有一群基督徒,抗拒希特拉操控教會,斥責親納粹的教會領袖的教導出錯。他們離開被操控的教會,組成「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並發表「巴門神學宣言(The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重申耶穌基督是教會唯一的根基,教會順從上主不從別人。

當下的香港,免於恐懼的自由正急速失去。一家書店東主,在香港出版關於內地的書藉,沒有觸犯香港法律,卻可以在中國(甚至在香港?)被捉拿,未經審訊便關押大半年。一些藝人,公開批評當權者的不是,於是被口誅筆伐,工作機會馬上大減。類似事件,只要睜開眼,比比皆是。

作為教會,面對當下的香港,如果認為有一些不妥當,是否選擇沉默?筆著認為,面對納粹德國的獨裁、威嚇、殘暴,認信教會仍然能夠堅守信仰,當中實在有值得香港教會參考的地方。故此,筆者以「從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與發展再思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為題,旨在從巴門神學宣言的發表背景、文本分析和後續發展,思考香港教會在當下的社會的角色為何,以及如何履行這角色。

2 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與發展

2.1 巴門神學宣言的歷史背景

A.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間

歷史沒有斷流。巴門神學宣言在希特拉擔任總理的一年許發表,但要更準確地認識其歷史背景,筆者認為應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說起。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隨著德國向協約國求和,為時超過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在七個月後的巴黎和會上簽署了非常嚴苛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需要承認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失去百分之十三的領土,十分之一的人口,支付六十六億英鎊的戰爭賠款,並且軍事能力被大大設限。[2]

當得悉凡爾賽條約的內容後,德國上下皆為這條約嚴苛程度而感到憤怒和屈辱。但協約國以繼續戰爭作威脅,最終德國新成立的威瑪共和政府(Weimar Republic)簽下了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年間,靠著美國的資金投入,德國的經濟漸見復甦,貨幣價格穩定,社會狀態也安定。[3]但隨著一九二九年起的經濟大蕭條,美國經濟崩潰,依賴美國得以重建的德國,受到嚴重的衝擊,無數的公司破產,銀行關門,大量雇員失去工作,物資短缺連帶政局也出現不穩。[4]各國看見德國在多方出現危機,於是加緊要求德國還款,令德國的危機進一步加深。自此德國人民不再信任威瑪共和政府,轉而投向激進的納綷黨。

希特拉作為納綷黨的黨魁,靠著批評恥辱的凡爾賽條約,譴責簽署該條約的威瑪共和政府,以及攻擊牟取暴利的猶太人,成功得到德國普羅大眾的支持。[5]納粹黨的制服、旗幟、集會方式都十分討好群眾。加上納粹黨向國民許下承諾,若然能夠執政,將會重振德國聲威,令國民生活安定。結果在一九三二年,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一九三三年,希特拉正式成為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6]

B.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

希特拉上場以後,德國政府急速獨裁化。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特拉向國會提出「授予政府權力法(Ermächtigungsgesetz)」,政府有為期四年的立法權,無須三分之二的議會和國會議員通過,而且法律由總理制定。法案最終以大比數的贊成之下被通過,希特拉獨攬大權。[7]得到絕對權力之後,希特拉轉而消除所有異己。他推行「一體化法」,以威迫利誘的手法,收編或解散政黨或組職,務求將教會、工會、軍隊、政黨團體等,均與納粹黨融合成為一體。[8]結果,只是一年時間,德國成為希特拉一人的天下。

C. 納綷治下的德國基督徒和認信教會

在德國教會當中,有一派稱為「德國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擁護納粹政府,在希特拉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們當中的米勒牧師(Ludwig Müller),是希特拉的心腹,被選為國家主教(Reichsbischof),負責管理全國的教會事宜。自此,德國基督徒取得德國教會的實權,最終德國教會淪為納粹政府的政治和宣傳工具。[9]

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希特拉為抵制猶太人,頒佈「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s)」。亞利安的意思是「只准會員參加」,規定只有德國裔人民,才有資格擔任公務員。由於教會牧師屬於公務員體制,所以教會也需要執行亞利安條款,猶太裔血統的牧師需要被革職。[10]

自亞利安條款頒佈後,教會有另一些牧師認為排斥猶太人的做法,並不符合聖經教導和宗教改革之精神,故包括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一千多名牧師組成「牧師緊急聯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呼籲全國牧師反對和拒絕執行亞利安條款,並支援受亞利安條款所影響的猶太裔牧師。[11]

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德國教會的淪陷,可謂表露無遺。德國基督徒舉行了一場「運動場集會(Sportspalast Rally)」,有二萬名德國基督徒參加。他們在集會上高舉納粹主義,認為德意志民族是被上主新揀選的民族,呼籲所有牧師必需效忠希特拉。他們更宣稱耶穌釘十字架是失敗主義,是猶太人軟弱的餘毒,與追求勝利的德國不相容,故此需要執行亞利安條款,將猶太人都趕出教會。[12]當時不少信徒如夢初醒,紛紛離開德國基督徒。三個地區的信義會宣佈脫離國家教會,不少牧師和信徒與德國基督徒劃清界線。[13]結果,從德國基督徒分離出來的牧師和信徒,與早前成立的牧師緊急聯盟集結一起,組成「認信教會」。

一九三四年五月廿九至三十一日,一百三十九位認信教會的代表,聚集在烏柏圖(Wuppertal)的巴門區(Barmen)的基馬克教堂(Gemarke Kirche)舉行會議,針對德國基督徒的錯誤教導,和捍衛耶穌基督作為教會的唯一根基,發表了巴門神學宣言,並得到信義宗(Lutherisch)、改革宗(Reformiert)和聯合教會(Unierte)三個不同神學背景的宗派,確認宣言為他們的共同立場。[14]

從以上可見,希特拉上場之時,擁有納粹黨員身份的牧師和信徒並不少。他們對於希特拉帶領德國走出困境抱有希望。但只是幾個月的時間,便看清了納粹政府之禍害,並且教會也不能幸免。他們組成認信教會,和發表巴門神學宣言,目的不在推翻納粹政府,大抵只算是壓迫中求自保的方法。

2.2 分析巴門神學宣言

A. 巴門神學宣言的源起

巴門神學宣言並不是教會外的政治對抗,而是教會內的信仰宣言,重申教會作為教會的根基與立場。

巴門神學宣言引用約翰福音14:610:110:9,宣認耶穌基督是上主唯一的道,基督徒只能聆聽祂,並且無論生或死,這都是基督徒唯一可以信靠和順服的。德國基督徒的錯謬教導,令德國教會帶來毀壞和分裂,故此宣言以六點指出其錯誤,並且表明不接受這錯誤。這六點宣言如下:

(一) 有一種教訓告訴教會可以或本該在上帝那唯一的道之外另以其他的事件、權勢、人物和道理作為教會的權威來源,當作是上帝的啟示,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二)有一種教訓告訴我們,在我們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必屬於耶酥基督,而是屬於其他方面的主宰,在那些方面我們不需要靠他稱義和成聖,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三) 有一種教訓稱,在當世居權威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環境下,教會可以隨從自己的喜歡放棄其信息和次序或者予以改變,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四) 有一種教訓宣稱:除了此種服事以外,教會能夠或者可以給其特殊的領導人賦予統治教會的權柄,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五)有一種教訓稱國家在特定的使命之上或之外,應該並且可以成為人的生活的唯一的、最高的主宰,從而也要成為教會的唯一的、最高的主宰,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有一種教訓稱教會在其特定的使命之上或之外,應該或可以分擔國家的作用、任務和尊貴,從而成為國家的一個機構,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

(六) 有一種教訓宣稱在人的傲慢中,教會可以將主的話語和工作用於某種獨斷自任的欲求、目的和計劃之中,我們拒絕接受這種虛謊的教訓。[15]

B. 神學角度的分析

巴門神學宣言主要由巴特(Karl Barth)執筆。雖然巴特是宣言的主筆,但他作為改革宗的牧師,在這次認信教會會議,面對眾多的信義宗牧師,甚少發言。宣讀巴門神學宣言的責任落在信義宗神學家阿摩森(Hans Asmussen)身上。[16]為使信義宗成員能夠明白和認同,阿摩森運用了信義宗的語言來解釋宣言。[17]此外,宣言本身也是充滿馬丁路德的神學色彩,例如宣言的第五點對於國家的論述,國家因神的委任,透過威攝和行使暴力的方式,以施行公義與和平的任務,正是引用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的教義,人不能以福音治理屬世國度,而是需要用上刀劍(Sword),否則難以扼阻邪惡,伸張公平正義。

巴門神學宣言的神學思路,與宗教改革時期是一脈相承的。宣言高舉耶穌基督是上主唯一的道,是基督徒唯一信靠和順服的對象。耶穌基督能夠作為上主赦免基督徒全部的罪的唯一中保,完全信靠祂得以稱為義。教會需要在罪惡的世界中作見證,教會領袖是要執行全體會眾所委託的職分。教會的使命是宣講萬民能夠在基督裡白白獲得恩典的信息。宣言只是重申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甚麼,然後由此反駁德國基督徒的錯誤教導。

C. 巴門神學宣言的勇氣與不足

正如前文所言,巴門神學宣言只是教會內部的信仰宣認。筆者認為,面對納粹政權的鐵腕統治,它敢於反對納粹政府操控教會,斥責德國基督教出賣教會,已經展現了認信教會非比尋常的勇氣,因為這種程度的對抗已經招致不少麻煩。

然而,面對亞利安條款,猶太裔牧師受到無理解雇,並且猶太人被納粹政府逼害,巴門神學宣言卻未有為此發聲,成為它的不足之處。此外,面對納粹政府的罪惡,認信教會只在教會內部作信仰的辯護,沒有為教會外被納粹政府加害的人發聲,也成為宣言的弱點。

2.3 巴門神學宣言的後續發展

A. 希特拉倒台前

雖然巴門神學宣言只是信仰的宣認,但已經為認信教會的成員帶來嚴重的後果。巴門神學宣言發佈後,印製成二萬五千本小冊子,在全國地方教會廣泛散播,成為認信教會與德國基督徒抗爭的重要依據。但自此認信教會招致納粹政府的大逼害。認信教會的聚會被逼改為在地下進行,而且受到秘密警察(Gastapo)的嚴密監察。大部分認信教會的牧師均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生活,電話被安裝監聽器,所有信件都被人拆開,言論自由也受到嚴重壓制。後來納粹政府對認信教會的逼害加劇,牧師常常被強行帶走,被解職,被逮捕,被驅逐出境和被判入集中營的成員不計其數。[18]根㯫一九三八年的統計,被秘密警察逼害而失去生命的認信教會成員多達四千多人。[19]

尼莫勒和潘霍華這兩位認信教會的領袖,為著對抗納粹政府所面對遭遇,較為多人認識。前者因為公開批評德國基督徒而被關進集中營幾乎八年才被釋放,而後者因參加推翻希特拉政權的工作,在希特拉倒台前的三星期在集中營被行絞刑。

Georg Maus是另一位認信教會的普通成員,但從他的遭遇,更能看到即使名不經傳,但為著對信仰的堅持,同樣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Georg Maus一位中學教師,1933年參與認信教會,但沒有與德國基督徒或納粹政府有任何對抗。他在學校只不過是對納粹主義採取冷淡的態度,已經令他被家長投訴而令工作不穩。後來,他與學生討論對聖經忠誠,是否要對希特拉忠誠,單是這一提問已經令他被捕收監,後來更死於運送監獄的途中。[20]

由此可見,面對納粹政府,莫說是公開批評其惡行後果嚴重,即使沒有對他作出批評,只是堅持自己的信仰,也足以招致殺身之禍。在當時代,若不與納粹政府同流合污,接受其收編成為一部分,即代表已經成為納粹政府敵人,將會被整頓,被攻擊,甚至被消滅。

B. 希特拉倒台後

無可否認,認信教會對於納粹政府在教會外的種種惡行,可謂軟弱無力。希特拉推出的各項反猶太政策,認信教會沒有公開抗議,最多也是在暗裡對猶太人作出支援。希特拉提倡優生學,推行安樂死以屠殺不良的人種,全國病院、療養院和殘障中心被殺害的院友數以十萬計。這些院舍多由教會管理,故此認信教會領袖絕對清楚事情的進行。但他們卻未有大力遣責其惡行,為免惹怒政府。[21]而對於希特拉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少認信教會成員更因為民族主義高漲,本著愛國情懷,並不反對這場戰爭,有的甚至主動入伍。

當希特拉倒台後, 認信教會重新思考自己在納粹管治時期的表現,坦承自己在不義之事上過分沉默,並為此悔罪。[22]一九四五年十月,希特拉倒台後的半年,認信教會領袖Martin NiemöllerHans AsmussenOtto Dibelius聯合發表司徒加特認罪宣言(Stuttgarter Schuldbekenntnis),宣告自己的認信不夠勇敢,禱告不夠忠誠,信仰不夠喜樂,愛不夠火熱,導致不敢責備甚至對抗納粹政府的惡行,令德國人民受盡極大的苦難。[23]一九四七年,巴特和Hans Iwand發表達木斯特聲明(Das Darmstaedter Wort),坦承教會對於納粹政府的崛起以及二戰的發生,有著不可逃避的責任。教會幻想希特拉能夠帶領德國走出困境,容忍納粹政府的獨裁,對不公平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為視若無睹,甘願作保守的人,不敢直斥其非。[24]一九五零年,德國教會發表柏林宣言(The Berlin–Weissensee Statement),承認教會在納粹管治下,對於猶太人的遭難的沉默是可恥的(Shameful silence)。[25]

總結而言,當希特拉倒台後,認信教會再思自己在納粹治下的表現,無不後悔當初過份沉默,不敢更主動地對抗納粹政權,故此在德國人民的苦難當中,自己同樣是責無旁貸的。

3 再思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3.1 香港教會在當下社會的角色

A. 斥責制度之惡

希特拉上台後,馬上向國會提出「授予政府權力法」,並使用手段使異見者不能投票,讓法案順利獲得通過。自此希特拉成為制度加冕的獨裁者,因為他獨裁的權力是符合制度,完全合法的。這是制度之惡。

今天的香港,制度之惡同樣存在,分別在於今天制度的得益者,作這喪盡天良的惡行時,並不見血。作為教會,當斥責制度之惡。

筆者以立法會的組成方法和投票制度為例。先談組成方法,現屆立法會共有七十個議席,其中一半由地區直選產生,另外一半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立法會組成的制度之惡,存在於功能組別。筆者以金融界別為例,有資格投票選擇金融界別代議士的,並非金融業從業員,而是根據《銀行業條例》所指的銀行或存款公司。[26]這種以公司或團體為投票單位的功能組別,共佔功能組別三十五席當中的十八席。[27]而這種界別的問題,就是選民基數少,而且存在一人多票的情況。再以金融界別為例,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合資格的投票選民只有一百二十八人!但這名代議士在立法會的投票價值,與超過九萬選民選出的教育界代議士,是完全一樣的。再者,由於一人可以持有多間公司,變相這些功能組別存在一人多票的情況。根據蘋果日報二零一六年六月四日報導,在飲食界別當中,單是稻香、大家樂、富臨及和之味四個集團,已經擁有超過一百票![28]事實上,由商界和當權派壟斷的功能組別,連選舉也不需要,有十六名議員皆在沒有對手下自動當選。

再談投票制度,立法會需要處理兩種議案,一是由政府提出的,二是由議員提出的。立法會的投票制度,如是政府提出的,只要贊成票超過出席議員人數的一半,即獲通過,但是由議員提出的,則需要在分組點票制度之下,在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贊成票均超過出席議員人數的一半,議案才獲通過。

立法會的組成方法和投票制度如何存在制度之惡?選舉者,被選出來的人是向其選民負責的。功能組別大量議員,是由極小數的商界和當權派選舉出來的,導至在立法會當中,商界和當權派擁有的香港巿民票數不過半數,卻坐擁超過一半席位。而政府和這些商界和當權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結果是,政府所提出的所有議案,在立法會均能夠順利通過,使立法會失去對政府的制衡。而由超過半數香港人選出來的泛民議員,希望提出議案來制衡政府,卻會在分組點票之下,因為功能組別不過半數贊成而被否決。

以高鐵撥款為例,二零一零年政府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興建高鐵,當時不少普羅大眾質疑高鐵成本太高,效能偏低,一地兩檢存在法律問題。當時政府承諾高鐵不會超支,香港不建高鐵便會被邊緣化,一地兩檢始終能解決,便在建制派議員保駕護航之下被通過了。到了二零一六年,當初對高鐵的質疑一一成真,超支二百億,載客量被高估,一地兩檢仍然未決。結果呢?政府追加撥款,完全無需理會議員和社會的質疑,因為建制議員人數過半,最終火速投票贊成通過追加撥款。

香港政府,在立法會制度之惡的保護下,成了獨裁者。香港政府跟納粹政府的分別在於,希特拉的獨裁是見血的,但香港政府不見血。高鐵已是一例,財富分配失衡,公有財富拿了興建高鐵,但卻任由貧富懸殊嚴重,老人家三餐不飽,靠垃圾桶及紙皮維生。香港教會,當斥責制度之惡。

B. 追求長治久安的制度

巴門神學宣言並沒有反對納粹政府的傾向,也沒有否定納粹政府對德國管治的合法性。在政教關係之中,它只是重申教會並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也不能操控教會。教會和政府是兩個獨立的組織。事實上,巴門神學宣言肯定政府擁有從上主而來的權力,透過威攝和暴力的手段,履行上主的誡命和公義。[29]

對於巴門神學宣言以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之說,作為政府和教會之間的關係,筆者是認同的。世界是由有罪的人所組成的,即使是基督徒,有時也沒有多大的分別。而政府是在上主的創造秩序之中,目的是透過設立屬世的法律和武力(The Sword),來管理屬世的國度,以懲罰惡人,保護義人。[30]

然而,必需注意的是,對於行惡的政府,路德認為國民(當然包括基督徒)不應該跟從它,因為任何人都沒有義務去行不義。基督徒應該順從喜歡公義的上主,而非順從人。[31]

筆者認為,政府和管治者應該分開處理,因為政府是一個組職,而管治者是一個人。上主設立政府這一組職,擁有從上主而來的權力。而管治者作為一個人,可以正確行使這權力,也可以錯誤地行使。

而事實上,筆者對於管治者能夠行善這一假設,是存疑的。正如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對於人性的討論,人類是上主的創造,曾經擁有完美的德性,但始祖犯罪墮落後,人類能夠在完全的罪性當中顯出小量上主的形象。[32]那麼,管治者能夠行善嗎?在人性中僅存的上主的形象,讓人有行善的可能。但在人性中完全墮落的罪性中,人有行惡的傾向。故此,筆者認為不應該對管治者行善有太大的期望,因為即使能行善,也是有限的,而且今天能夠行善,也難保明天能夠繼續。

故此,筆者認為教會應該追求一套能夠長治久安的制度,以限制人的罪性所帶來對社會的影響。現代民主制度,雖不是最完美,但卻是最可行的制度。透過互相制衡的制度,限制管治者的權力,並透過公平的選舉,能夠和平更換管治者,將行惡的政府拉下台。這亦是尼布爾的的看法:「人對公義的要求使民主成為可能;然而人傾向不公義的罪性使民主成為必需。」[33]

3.2 教會如何履行自己的角色

A. 不畏強權堅守真理

希特拉倒台後,德國教會重申思考自己納粹時期的表現,自己沒有為德國人民的苦難,沒有為納粹政府的惡行而作更多的對抗,覺得後悔不已。香港的教會,如何能夠不畏強權,堅守真理?

雖然基督徒相信上主掌管萬有,上主是自己生命的主,死亡不是終結⋯⋯說來容易,但面對強權的壓迫,軟弱和害怕只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質。即使是彼得,跟隨耶穌三年,被耶穌重點栽培,但面對耶穌將會被釘十字架,也害怕得三次不認主。但復活的耶穌,並沒有斥責彼得的軟弱,反而是重新建立他。故此,筆者認為認信教會在納粹治下,仍然不畏強權,發表巴門神學宣言,對抗希特拉操控教會,守住教會的根基,應該予以肯定。今天的教會,能夠為真理去多大的堅持,取決於教會領袖和信眾的信心有多大。在教會的層面,認為該做的事,該說的話,便按著自己的地步去行。當遇上信心不足,或有所畏懼,便當向上主祈求,讓祂帶領如何走。

如果教會內部對於事情或意見分歧,怎麼辦?教會作為信仰群體,與個人是有分別的。在個人的層面,每個人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但教會是整體的,教會的一個言論,一個行為,是代表全會眾的。故此,教會的行動常有落後群眾之感,因為教會需要顧及全會眾的意見。

然而,筆者認為面對強權,教會內部有分歧是在所難免的,甚至因為分歧而分裂,雖然可惜也沒有辦法。從認信教會的經驗,他們從德國基督徒出走,正是教會的分裂。是否認信教會就是好人,德國基督徒就是壞人?不見得。實際上,即使是基國基督教的人,為納粹政府服務,但在德國基督教內對抗信仰偏差,或在暗裡幫助猶太人的基督徒也是有的。故此,作為教會,尤其是教會領袖,不應害怕意見分歧,當放膽按著領受和感動,帶領教會走在當下社會的前頭。

B. 聯合宗派共同發聲

巴門神學宣言由信義宗、改革宗和聯合教會三個不同神學背景的宗派,確認宣言為他們的共同立場。事實上,信義宗和改革宗並不能說成十分和諧。這兩宗在大部份的神學立場都是接近的,但對預定論和聖餐論則存在較大的分歧。對於預定論,改革宗嚴格主張預定論,而信義宗對此則相對寬鬆。對於聖餐論,改革宗主張臨在說,而信義宗則主張合質說。這兩點神學分歧導致兩宗分開發展。而路德與加爾文去世後,信義宗及改革宗內部的神學爭論,更使他們的信仰表達趨于嚴謹精細,最終分歧擴大,而且令信仰失去活力。[34]

然而,面對納粹極權統治,宗派之爭實在是微不足道。他們以神學作為向納粹作對抗的根基,認信耶穌基督是獨一的主。這宗派的聯合,令認信教會的力量加倍,使巴門神學宣言在德國廣傳,成為全德國教會對抗納粹政府的重要文宣基礎。

今天的香港,教會宗派甚多。過去面對重大的社會議題,如中英談判、九七回歸、雨傘運動等,不同的宗派都會發表立場書,但跨宗派的發表卻不常見。當下的社會問題,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或財富分配不公義致基層生活苦不堪言,根本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能夠看見問題的教會是有的,但會發聲的卻不多且不夠響亮。筆者認為,看見問題的教會,應該尋求合作,按著信仰的共同基礎,跨越宗派主義,放膽共同發聲,為上主在社會伸張正義,彰顯真理。

4 結論

在引言中提及維瑟爾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演說,其實還未完結。該年輕人向父親詢問世界的沉默後,轉而向維瑟爾詢問:「你為我的將來作了甚麼?你為自己的一生作了甚麼?」維瑟爾回答說,他盡力保持記憶,拒絕遺忘,並為受苦受辱的發聲。世界上充滿不公平和苦難:飢荒、種族主義、政治迫害、人權剝削等,我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我們沒有忘記他們,並且當他們的聲音被扼殺,我們會為他們發聲。[35]

當下的香港,制度失衡,權力沒有得到制約,成為眾多社會問題的根源。香港能夠花上巨款興建成本極高,但效益存疑的各項基建工程,但社會的底層人士卻連三餐溫飽也沒有能力。這樣的荒謬,每天在香港上演,教會看見嗎?教會有行動嗎?

納粹治下的德國,獨裁專橫,對異見者心狠手辣。但認信教會本著對信仰的堅持,不畏強權與死亡的威嚇,發表巴門神學宣言,堅守教會的立場,拒絕向希特拉低頭。

筆者希望,香港教會,面對香港當下的社會環境,能夠本著真理與良知,不畏強權堅守真理,同心協力,斥責社會制度之惡,又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為著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


5 參考書目

Barth, Karl and Hans Iwand. “Das Darmstaedter Wort.” 講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6年春。

Frankl:〈〈巴門神學宣言〉中英文對照〉。《豆瓣小組》。20111218日。下載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4139273/〉。

Hockenos, Matthew. A Church Divided: 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Niemöller, Martin, Hans Asmussen and Otto Dibelius. “Stuttgarter Schulderklaerung 1945.” 講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6年春。

Wiesel, Elie. “Acceptance Speech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86.” The Nobel Prizes 1986, Editor Wilhelm Odelberg, [Nobel Foundation], Stockholm, 1987.

米高奇雲著。李駿康譯。《政治神學導論》。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

伍偉亨。〈巴門宣言〉。《時代論壇》第1313期(20121028日)。

艾瑞克.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潘霍華》。台北:道聲出版社,2013年。

余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02

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論文,2004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八十週年反思〉。《時代論壇》第1427期(201514日),頁12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講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6年春。

彭順強。《潘霍華的順服與叛逆》。香港:基督文字事工有限公司,2013

路德、加爾文著。吳玲玲譯。《論政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楊慶球。《二十世紀神學選讀》。香港:天道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楊慶球。《馬丁路德神學研究》。香港:基道出版社,2002

賴麗琇。《德國史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

<藉分店牌照分身登記選民>《蘋果日報》,2011126

<選舉事務處申請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說明書>

http://www.reo.gov.hk/pdf/gn/fin_c.pdf>(下載日期:2016/7/1)。



[1]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86”.

[2]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588

[3]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04

[4]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06

[5]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08

[6]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09

[7]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20

[8]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21

[9]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

[10]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八十週年反思〉

[11] 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

[12] 艾瑞克.梅塔薩斯:《潘霍華》,頁142

[13] 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

[14]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八十週年反思〉

[15] Frankl:〈〈巴門神學宣言〉中英文對照〉

[16]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八十週年反思〉

[17]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八十週年反思〉

[18] 賴麗琇,《德國史下》,頁623

[19] 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

[20] 郭鴻標:《巴門神學宣言》。

[21] 郭燕歡;〈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

[22] 米高奇雲:《政治神學導論》 ,頁87

[23] Niemöller, Martin, Hans Asmussen and Otto Dibelius, “Stuttgarter Schulderklaerung 1945”.

[24] Karl Barth and Hans Iwand, “Das Darmstaedter Wort”.

[25] Hockenos, A Church Divided: 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

[26] <選舉事務處申請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說明書>。

[27] <選舉事務處申請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說明書>

[28] 蘋果日報:<藉分店牌照分身登記選民>

[29] 來自巴門神學宣言的第五點。

[30] 路德、加爾文:《論政府》,頁11

[31] 楊慶球:《馬丁路德神學研究》,頁41

[32] 楊慶球:《二十世紀神學選讀》,頁244

[33] 楊慶球:《二十世紀神學選讀》,頁256

[34] 余達心:《基督教發展史新釋》,頁98

[35]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86”.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Contextual Theological Reflection, Powered by Joomla! | Web Hosting by Site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