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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康: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 PDF Print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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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09 December 2016 14:20

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

推介人:郭鴻標博士

作者:梁智康

1. 描述

《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是王志勇牧師以多年對法律及哲學的研究根據聖經和改革宗神學整理出有關公共神學的文章集結。[1]

書中強調基督教神學應是公共性的神學。[2] 其原因有三:1)上帝是公共性的上帝,不能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2)聖經是公共性的啟示,不信的人可透過聖經認識上帝,信的人可透過聖經得敬虔的教育;3)作為上帝子民,教會的作用是披戴基督,透過聖靈大能在世界和歷史過程中發揮先知、祭司及君王的職份。

本書結構共有十篇文章。第一篇<基督教的公共性和私有化>(主要描述基督教的公共性由大公性而來;現在基督教的私有化正減弱其公共性)及第二篇<基督教政治神學及必要性>分析基督教的公共性,是由基督教的大公性而來;闡明基督教政治神學的基本概念(公共神學:考察聖經對社會公共事務,尤其是國家和律法的啟示[3])及必要性(政治是眾人之事,信徒怎樣更好地參與政治和按聖經建立政治神學;否則就會受錯誤的政治神學(如解放神學/神秘主義)或其他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影響[4])。同時作者扼要地從聖經神學和歷史神學的角度,[5] 闡明基督教公共神學的基本特徵(使用了改革宗神學:重視上帝在各領域包括政治的主權,及上帝所啟示的律去為最高標準)[6],分析基督教及她的公共神學在中國的發展(神學界對政治理解尚淺;[7] 中國五千年來的專權政治使信徒也迴避政治[8])強調應突破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重視了個人得救,缺乏社會及文化上的轉化[9]),作者期望改革宗神學能為華人社會的轉型和中華文明的更新提供整全的世界觀。[10]

第三篇<基督教公共神學綱要>是本書的重點,即基督教在公共領域中的立場。這立場的核心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六8)的自由,是一種基督徒在基督裡所得到的自由。作者在聖經、上帝、基督、世界、聖約、國度、律法、福音、個人、家庭、教會、國家及未來這十三個主題說明聖經所啟示的真理立場。在最後的部份,作者更向教會提出呼籲及指出來自內外的挑戰。[11]

第四篇<加爾文政治神學七大原則與人權保障>從人權保謢的角度出發,考察加爾文主義七大原則:1)上帝主權—唯獨上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2)人民治權—上帝把治理的權賜給每個人;3)法治政府—政府必須以上帝的律法為準繩;4)個人自治—是一切政府的根基;5)權力分離—立法、司法與執法三權分離;6)區域治權—每區域各有相對性主權;7)地方自治—政府權力的運作須是由下而上。作者認為這些是教會內外公共組織實現法治、民主和共和的基要原則。

第五篇<淺釋加爾文論公民政府>以歷史神學的角度評估加爾文及改革宗神學對公民政府的主張的論文。當中探討了公民政府的必要性、權威性、職能、政體律法及公民對公民政府的服從,並研討改革宗神學和長老制對西方自由、民主與憲政的貢獻。

第六篇<生命、使命與誡命>旨在指出人間的所有政治變革都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人心。公共神學的根基是個人重生的生命,其目的是榮耀上帝的使命。只有這使命才能令人超越文化、種族、黨派或意識形態等歧見,以真理和愛改造社會和文化。公共神學的達成則在通過聖靈的大能,在基督裡實踐愛神愛人的誡命。

第七篇<上帝的公義與權利—約翰歐文《論上帝的公義》讀書隨想>提出人的權利和尊嚴建基於上帝的主權和律法,而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結合,是21世紀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必經之路。[12]

第八篇<二十一世紀華人基督徒的獨特使命>指出基督教在21世紀華人社會中所面對的問題,[13] 並認為華人基督教應繼續擔負救國使命;[14] 也指出改革宗神學的本質是一場不斷歸回聖經、追求公義的運動。這可為華人教會帶來兩把利劍:1)以上帝的聖道對付自身心魔,培育公民品格;2)以律法的利劍對付各種竊國大盜,奠定自由與憲政根基。

第九篇<基督徒大丈夫與愛國情懷—美國國殤日與1989年中國大陸六四國反思>是一篇記念六四的文章。作者提出基督徒應有的品格、澄清政教分離」的誤解,並強調清教徒精神和大公教會政治神學傳統。作者企盼基督教不會成為只是救國的工具或淪為民間宗教。

第十篇<「極端的愛與極端的恨」劉曉波先生政治神學初探>以劉曉波先生的政治神學作為研究對象。作者認為他代表了一批內地真正愛國愛民的知識份子,他們考察基督教神學和西方憲政文明的關係、認識到基督教思想和教會能幫助中國民間力量壯大和醒覺,從而對中國轉型產生積極作用。

另外本書包含了五篇附錄:<《羅馬書》第十三章新譯與解讀><聖經對西方政治與律法文化的影響><馬克思的「十誡」與聖經中的「十誡」><加拿大長老會關於教會與國家關係宣言><我為什麼簽署「華人基督徒關於六四20周年的宣告」?>

作者主要參考改革宗神學材料包括加爾文主義、清教徒神學,多有引用加爾文、荷蘭新加爾文主義者和政治家Abraham Kuyper、《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15],並介紹不同改革宗神學家,如Wilhelmus Brakel, Samuel Rutherford, Charles Hodge, Joel R. Rushdoony, Joel R. Beeke等及其作品介紹。[16]

為何作者選擇以改革宗神學建構公共神學?他認為「改革宗神學強調歸回聖經,在神學建構上主要受奧古斯丁救恩論的影響,同時也繼承了中世紀哲學和神學上的成果,比如對「自由」和「法治」的強調,對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律法的強調以及教會和國家在職能上的劃分。」[17]宗教改革時期到現在為止,在政治神學方面,改革宗神學尤其論及政治和律法問題,故此比較有影響力。另外,他也認同余杰,認為在歷史上,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結合,是產生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原因,[18] 所以為華人社會建構公共神學,需從改革宗神學入手。

本書的貢獻是作者按神學和法律的認識,以着重法律的改革宗神學來為華人基督教撰寫公共神學。相信華人基督教同時有神學和法律訓練的不多,就公共神學而寫的專書更少,此書實是華人教會少有融合兩者的嘗試。更難得的是,作者於內地成長的經驗,而就中國國情(尤其政權專制的情況)作對應,就民主、人權、憲制、法治等建構公共神學。相信此書能助華人教會更明白政教關係教會在公共領域的角色,並華人公共神學應發展的方向。

2. 分析

從寫作手法方面看本書是由作者十篇文章及五篇附錄所組成。作者每篇都有不同主題,從理論走向現況由基督教的公共性、公共神學的必要性及內容、加爾文政治神學的要點及對公民政府的看法、改革宗神學的根基、目的及達成、清教徒神學作品分析,最終連結到華人社會的情況,並舉劉曉波為例。可是,因每篇獨立成文,故閱讀起來時,感到「上帝主權」、「罪人全然敗壞」、「上帝律法」、「上帝治權」等改革宗神學要點在各篇中多有重覆。假若作者能整理各文章要點,鋪排脈絡,相信會增加此書的可讀性。

在神學取材方面,作者雖然因歷史神學的角度及改革宗神學有其圓滿的世界觀和體系,而選之建構公共神學,但難免在某些神學議題上,與其他神學體系有不同的看法。編幅有限筆者在此只希望討論其中一點:文化使命。

作者按改革宗神學對創一28的認知肯定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他也認為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的平衡,本質上是一個使命。前者是後者的根本,後者是前者的突破。[19] 福音使命是文化使命在墮落之人身上的應用。[20]

重洗派的McClendon於他的系統神學中論到創造時有這樣形容:「作為一種被認定是賦予人類主宰大自然,並根據階級、種族或性別讓人類主宰人類的任命(mandate),創造冒犯了喜愛大自然和喜愛自由及平等的人」。[21] 他認為這任命與社會/社群,以至大自然或會有衝突的。可是尊重大自然和信靠神美善的基督徒未能對創造教義提供新的詮釋。他引用Yoder的《倫理學》,指「文化使命」是啟蒙運動後在歐洲和北美修正教會—國家關係後,一些改革宗學者重新建立政府神聖權力的嘗試使主宰和征服社會秩序的任命由亞當身上,延伸到基督徒身上。Yoder認為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基督沒有授權軍隊,沒有徵稅,沒有運用權力,除了以受苦的愛作勸說外,這是一種與基督分離的「創造任命」,是不屬於基督教的。在Yoder的觀念中,政府是有罪的墮落的「權勢」(authorities),是門徒需要按耶穌的榜樣對抗的。[22]

在這兩種對「文化使命」的理解中,我們不難看出改革宗和重洗派對政府的形容是兩極的:前者持正面(人有責任按神心意管理),後者持負面(人需要對抗政權)。若從歷史中的改革宗(與政權合作)和重洗派(被政權逼迫)的遭遇,我們可以理解兩者對政府的詮釋為何如此極端。

筆者認為,政權既是神設立讓人作出管治工作,也同時在受造界,是可以墮落的。故改革宗與重洗派的意見於這裡是可以共融的:同時實踐管治(限制罪惡和追求共善),也對抗政權中有罪的部份。再者,這是對政權的理解,而不是指文化使命的經文(創一28)McClendon其實在他的《麥乾頓系統神學(卷二):教義》中沒有指聖經否定「文化使命」;他只是指出「文化使命」的墮落罷了。而在釋經上,筆者也認為創一28是神對普世人類的任命。因此,按改革宗「文化使命」的理解作出管治,是可取的;只是要留意,政權有罪的地方要對抗。

其實,作者也提及政權有罪的情況:「國家的敗壞是因為教會的敗壞,而教會的敗壞是因為教會本身沒有忠心地傳講上帝的啟示,使得真理不彰,是非不明,主次不分。因此,教會首要的責任不是參與政治,而是忠心研究、實踐、傳講上帝的聖言,傳講律法與福音平衡之道。當教會能夠勇敢地、忠心地高舉真理的旌旗之時,整個社會就有了盼望和方向。」[23]

除了政教關係的闡述,筆者也欣賞作者座落中國實況而提出相應意見:「教會有時會在某種程度上屈服於這種邪惡政權的統治和逼迫之下,但教會絕不可在任何方面對此種政權進行任何形式或道義上的認可和美化。」[24]

在專制政權的場景下,本書以公共神學角度理解華人教會公共角色為中國政局尋找出路是這一代華人信徒的良好讀物。



[1]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台灣,新北市:橄欖出版有限公司),頁23-4

[2]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2

[3]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44

[4]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50-1

[5]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51

[6]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58-9

[7]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61

[8]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62

[9]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63

[10]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63

[11] 包括:1)真理;2)教會建制;3)基督徒生活;4)世俗化;5)傳統文化;6)國家政權。參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118-22

[12]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62

[13] 包括:1)基督教教會本身在神學和組織上的軟弱;2)無神論國家在政治和教育各個方面的逼迫;3)來自儒道釋傳統文化的誤解和抵擋;4)新興宗教和異端思想的抗衡與侵蝕;5)中國從專制極權國家朝向自由憲政國家的轉型;6)社會道德和次序的崩潰;7)大多數民眾在經濟和教育上的貧乏。參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65

[14]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65-6

[15]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17

[16]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52-8

[17]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52

[18]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7-8

[19]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219

[20]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225

[21] 麥乾頓(James Wm. McClendon, Jr.):《麥乾頓系統神學(卷二):教義》(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4)153

[22] 麥乾頓:《麥乾頓系統神學(卷二):教義》193

[23]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69

[24] 王志勇:《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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